文物是民族文明的印迹，是先人文化遗产的履痕，使环环相扣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有了重要的一环。尽管许多文物并不载于正史和古书，甚至语焉不详，但它更言之凿凿，具有庄严神圣感。如果说出土文物是死的过去的东西，那么经过人们发现、好奇、喜爱、研究，文物好像复活了生命，所以出土文物又不是僵死的。我们从中古时代携刻着异域文化遗痕的文物中，从散发着浓郁胡人生活气味的文化中，发掘被岁月湮没的外来文明，唤回消逝的唐韵胡风，赋予它新的生命，追踪积聚饱满内容的大历史，留下“正统史书”上失踪者的另类历史，这是我们“复活文物、昭示未来”的应尽责任。

    记载文明的文物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铺陈排列，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实物见证，而是对历史的透视，是历史永久性和瞬时性的结合体，既有人类发展的线形轨迹的属性，也有凝固于各时各点的散射特点。文物并不是不受当时历史条件和任何规律束缚的，它必须满足当时人的欣赏兴趣，有什么文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创造。胡汉之间，无论是官府工匠还是民间枝人，创作制造时往往要以当时人们的喜爱倾向为标准，体现本民族的风貌和骄傲，显现自己的文化灵魂和信念。不同文明之间留下的对话、交流、融会，往往是促进文明发展的直接动力。

    秦汉以来传统的历史书写，史家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以中原汉族为中心，而将其他族群边缘化或干脆放逐到历史书写的视野之外，似乎要净化一切“胡化”外来的东西。这样的历史书写当然不能说完整地记录了历史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历史遗迹的挖掘和历史文献的重新发现。所以，人们期待着考古学家的铲子能够科学地发掘出更多的文物，通过文物所具有证史、补史、纠史的独特作用，使得历史书写能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重绘汉唐之间东西文化交流的地图。

    博大疏阔的唐文化就不是很传统的汉民族韵味，泱泱唐韵中搀杂着缕缕胡音，融汇了许多异域文化的渊源，吸纳了诸多外来文化的因子。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惟有唐文化最具有这种外来的胡风野性，多元浓烈、磅礴奔放。有的西方学者说过，胡人是动物性格、草原文化，汉人是植物性格、农业文化；胡人喜欢冒险开拓、冲突碰撞，家乡就在游牧马背上，随水草迁徙四海为家，随商贸利益四处移居；汉人安土重迁，固本守己，提倡叶落归根，不愿轻易闯荡；胡汉生活性格和文化差异是明显的，从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的日常生活到绘画、石雕、陶塑的艺术创作均有不同的表现，然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又是逐渐融合的，这在唐代历史发展脉络中是非常清晰的。

    本书中的专题大多围绕唐代长安与外来民族丈化有关出土文物而写，这不仅是因为长安出土的异域外邦文物丰富、品级很高，更重要的是长安作为汉唐文明的

    在回望唐代三个世纪的行程时，我常常感到与外来丈明有关的文物研完或者历史描述中，总留有不少未知空白需要探索填补，有的星星点点扑朔迷离，有的底色覆盖晦暗不明，这一方面因为中外交流史料零散匮乏，另一方面也因为外来语言破解的固 难，所以梳理起来费工耗时，百年来许多中外学者为此献出?毕生精力，值得我们永 久怀念。我把这十几年专题汇集起来的动机，是因为不断有读者朋友向我索要这些文章和注脚出处，为了回报他们，为7不被时间淘洗，为7历史遗产不被忘却，蹒跚坎 坷，现总算编成了。

    本书分为六个篇章，分专题追索出上文物中与外来文明有关联的问题。

    综合篇的3篇文章，主要从宏观大视野上论述7唐朝世界性的特征，分析了丝绸之路贯穿东西方的特点，对古今中亚一脉相承的起伏影响作7简要论述，利用重要考古资料来深化人们对丝绸之路的新认识，并对唐长安作为丝绸之路巅峰时代的起点谈了自己的理解，或许对丝绸之路整体串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所启迪。

    民族篇的8篇文章，分别依据考古文物和唐宋史料从不同角度对唐长安黑人来源作了寻踪考证，说明当时的黑人并非来自非洲，而是来自南海诸地域，改变了人们过去的认识，曾被多家新闻报刊转载介绍。对唐长安印度人研究则结合已发现与其有关的文物进行了梳理，证明印度人在中国为数不少。外来西域女性“胡姬”与江南水乡女子“吴姬”的对比互动，表现出南北不同文化的流风馀韵，提供了许多史书没有记载的南北方独特情艺生活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沿着陈寅恪先生对崔莺莺身份的三条推测思路补充了五点新证，论证崔莺莺原型曹九九实与蒲州粟特移民有关，此论被十多家新闻报刊转载介绍，引起了从事古典文学史研究的一些人强烈反映，也算是近年学术界的一场小风波，有兴趣翻翻的读者不妨见仁见智，任凭褒贬。3篇对外来民族人物墓志的考证文章，按当时唐朝周边地区来说都是异域，也属于疆域之外投奔入唐的移民，他们的人生际遇反映了唐朝对外民族政策的前后变化。

    文化篇的3篇文章，前两篇从闻名于世的唐昭陵、乾陵石雕入手，分析了石雕的来龙去脉，说明唐初突厥丧葬中建立石人风俗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对“昭陵六骏”名称的考释，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破译了突厥语的来源，被二十多家海内外新闻媒体所介绍评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至今海外突厥学研究者仍在不断索取原发表的刊物。关于唐代文物中龙形象有飞翼的外来文化影响的考述，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兴趣，后收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辑的《龙与中国文化》一书。

    宗教篇的6篇文章，分别从出土文物研完角度论述了景教、袄教、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辰，其中《唐代长安一个粟特的景教家庭信仰》被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后发表在欧洲东方学刊物上，引起欧洲基督教和宗教界学者的关注。对唐两京摩尼教寺院所在坊里的分析推测，还有待今后考古发掘的最终证实，但指出了可能的位置。最后一篇文章对伊斯兰教在唐长安传播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从目前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来看是不可能的。

    建筑篇的3篇文章，有两篇考述了唐华清宫浴池建筑遗址考古发掘后的新认识，结合世界文化遗产中各国古代浴池建筑遗址的分布，说明其石砌形制与欧亚文化传播有密切关系，其中一篇应约在台湾《历史》月刊改编后首次发表。对西域建筑中广泛使用的“胡墼”传人中国北方地区，作了较详细的考证，曾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其他报刊转载介绍。

    语言篇的3篇文章中，第一篇主要对明末出土景教碑上长安外来译名Khumdan(胡姆丹)这个千年之谜进行了解释，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新观点。第二篇则利用新出土文物中粟特文字的明确记载，继续补充Khumdan就是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纠正了以前不正确的一些推测解释。最后一篇是西安北周安伽墓发现后，对粟特人名中“枷”字含义的解释，说明栗特人名不仅是一个人生符号，而且蕴涵传递着文化、政治．宗教等种种期望追求的含义。

    为了开阔文化视野，拓展学术领域，唐代华韵胡音珠联璧合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口，前辈学者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冯承钓、张星琅等先生在当年出土文物还不如现在丰富多彩的条件下，单路蓝缕，坚忍不拔，已在中西交通研究．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内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外国学者做出的先驱性研完成果亦是伏涌延绵，并影响着后来者继续探索推进。尤其是近年中国境内与中古外来文化有关的文物不断发现，一些前沿性的学术课题也应运而生，亟待我们进行认真研究，缀合一个个出土的珍贵丈物信息，重新审视和再现大历史的真实面貌。本书汇集的专题重点也大体在这个范围，算是百年接力、越代相师的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