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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证“毒瘤”何时除?——城市违法“办证”广告“擦”不掉的背后
发布时间: 2013-08-28 18:10:04 来源: 新华网 编辑: 杨喜龙

    新华网北京8月28日电(记者白靖利、叶前、王晓磊、裘立华)“野火烧不尽,千城‘办证’忙”——新华社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虽然有关部门从10年前就表示打击并展开过行动,但是从北京、上海、广州到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在很多乡镇,违法办假证件的小广告“办证”二字依旧在墙体、地面、电线杆上翻飞,职业办假证的人员甚至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成为百姓深恶痛绝、有关部门却屡打不绝的“社会顽疾”。

    持续治理、打击,“办证”二字反而已经遍布城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股替人“刻章办证”的黑潮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出现,尤其是在流动人口多的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相关的非法小广告逐渐蔓延,买卖假证件案件逐渐增多。

    自2003年开始,这些城市的相关部门就开始针对买卖假证件进行专项治理和打击,比如城管派专人清理非法小广告、公安机关专项行动、电信部门“封号”等,也陆续破获了一些重特大案件。

    然而,10年下来,买卖假证件的黑潮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全国的一些城市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着非法的“办证”小广告的痕迹,而且在一些乡镇,潦草的“办证”二字下带一个电话号码的“标准”“办证”广告也已经出现。

    “办证”的横行,甚至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文化的一种“大众文化”,在郭德纲的相声里、在春晚的小品里,“‘办证’文化”作为包袱屡屡出现,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孩子首先认识的字中就有:“办证”。

    记者在调查中获悉,目前全国的制售假证犯罪已经呈现出“产业化”的恶性趋势,从事假证件制售的违法人员主要集中在湖南、安徽、河南、广西等省份,其中以湖南省双峰县最为活跃,据媒体披露这个县甚至出现了以制售假证致富的“假证村”。同时,制售假证团伙往往呈现家族式犯罪特点,控制一两个城市“办证”业务的基本是一个特定的家庭,家庭成员分工明确,有喷涂广告招揽生意的、专门接电话的、出面接活的、负责技术的。

    此外,目前制售假证犯罪又呈现出“高科技化”趋势,不仅“生意”扩散到了网络,更在制作假证上提高“技术含量”,有的犯罪团伙甚至不惜攻击教育部等网站获取真实的证件编号以便以假乱真打开销路。

    “办证”暴利惊人 相关管理部门面对“办证”似乎“肌无力”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制售假证已成暴利行业,且门类包罗万象,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出生证、毕业证、文凭、工商执照、驾驶证、行驶证、火化证等都能制售,连国外的证件也能做。

    据曾经侦破过重庆直辖以来最大的制售假证系列案件的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介绍,一个假证的原料、加工、物流成本加起来一般不足10元,但在网上的标价往往高达成百上千元,某些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假文凭甚至能卖到2000多元。

    目前,“办证”已不只是城市“牛皮癣”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的毒素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关城市、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为何仍屡禁不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打击制售假证方面,公安、城管、电信等部门似乎都显得“肌无力”。

    有关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巨额暴利的驱使,另一方面是犯罪成本相对较低,单靠刑事手段一时难以禁绝。在实际司法实践当中,制售假证的违法犯罪人员一般判处3年以内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贩毒可能判死刑,制售假证的利润同样很高,但风险却小,这使不少不法分子参与其中。

    城管部门相关人士介绍,治理非法小广告的专门法规的缺位,让监管部门一直处于尴尬而乏力的境地,也是“办证”小广告猖獗的原因。制造“办证”的人一般选择深夜或凌晨出没,即使被城管执法人员当场抓住,往往也没有其他行为够得上犯法。无奈之下,城管执法人员只能令其清除“牛皮癣”,并加以教育。但转过身,“办证”重新出现。

    电信部门知情人士介绍,2012年以前,一旦发现贴的“办证”小广告,电信运营商根据工商部门的举报,可以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封号。但此后电信运营商不再封号,小广告也肆无忌惮地泛滥起来了,因为“相关法律规定,除非是危害国家安全、涉及刑事犯罪,公民的通信自由不能被侵犯,随意封号也是非法行为”。

    此外,“办证”潜在的买方市场巨大也是假证泛滥的原因。一位此前曾购买过假结婚证的重庆市民告诉记者,自己结婚多年,搬家多次,原来的结婚证弄丢了,办事不方便,就办个假的凑数。

    严刑峻法加管住源头,能否彻底铲除“办证”?

    专家指出,要彻底铲除“办证”这颗“毒瘤”,除了司法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重判犯罪以外,更要在假证件的市场需求上下功夫,既要让公民没有去买假证件的冲动、承担不起买假的后果,社会管理部门还要让人们少一些证件的牵累简化程序。

    浙江省国圣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程学林认为,以“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决对张贴非法小广告“办证”的犯罪行为有很强的威慑作用。一旦给人“办证”,无论是购买印章等制假工具还是制作假证,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都足以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也正是依照这一法律规定,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也陆续以“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对一些制售假证人员进行了严厉的判刑。

    程学林说,执法部门以往对这类行为的打击一直都十分被动。长期以来,对城市“办证”的监管主要依靠城管的力量,不仅不能保证强势的监管力度,还耗费了大量的社会成本,因此打击“办证”还是要依靠司法力量的强力介入。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世伟认为,假证的制售如果单纯从制售方去禁止是很难的。假证制售至今屡禁不绝,很大程度是因为买方市场巨大,而目前相关法律仅仅针对制售方,并未对假证的购买者做出详细规制。他建议,对制售假证现象除了刑事手段外,还应该加强综合管理打击力度,完善民事或者行政的手段,健全对买方的监管和引导,让大家远离假证,才能逐渐有效遏制制售假证现象。

    此外,专家认为,根治“办证”还需根治好我国的“证多多”现象。

    不久前,为了让孩子在北京读上公立小学,一对外来工父母奔波无果后,“铤而走险”买假图章办假证,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事实上,由于我国社会生活中公民需要获得的各种证件过多、过滥,让不少懒得去跑繁琐手续的民众只能去办假证以实现正常的公共服务和个人消费。

    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承蔚认为,一些行政审批的设置是必要的,但是由于缺乏及时公示办理流程信息,导致人们办理时感觉繁琐。“‘证多多’的背后,反映了我们原有的‘管理模式’,或者说‘管制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事物。‘证多多’和买方市场的庞大,在一定程度成为非法‘办证’泛滥、屡禁不绝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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