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苹在报告会上满怀深情地讲述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事迹。（宋红梅摄）

    “再过两天爸爸一定给你寄生活费。”说完，郭孝义便匆匆挂了电话。女儿郭利苹做梦也没想到，这句话说完还不到24个小时,父亲和她却已天人永隔。

    最熟悉的陌生人

    见到爸爸灵柩的时候，郭利苹跪倒在地,号啕大哭，一遍遍地喊着“爸爸！你的女儿回来了，你再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女儿吧！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我就要你，我的爸爸！”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郭利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当时如果我不那么催着家里寄钱，再忍耐几天，不给已劳累不堪的爸爸增加这样的思想负担，也许爸爸就不会走得这么急了。”然而，当在武汉上大学的郭利苹因为兜里只有十几块钱，多次向父亲哭要生活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郭孝义已经把给她准备的1300元卖苹果钱给村里买了自来水管。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俭朴也非常要强的人，他宁愿苦着我们自己也要先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他很坚韧,再苦再难也不会动摇他带领我们村致富的决心。他牺牲我们自己正是为了造福更多的人啊。可惜以前我不太理解他。”郭孝义的大女儿郭利苹这样回忆他的父亲。

    22岁的郭利苹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样子。“上大学的时候爸爸每个月给我寄200块钱。我每天吃饭4块钱就足够了。”在大城市武汉，小郭是这样计划着她的饭钱：早餐吃一个五毛钱的小包子；中午吃青菜、土豆各半份再加上2两米饭，共一元五角；晚饭通常是不超过一块五的面条。在小郭的食谱里看不见任何荤腥，“我们家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买一点肉包饺子。”除了买点专业书和生活用品外，小郭将剩下的钱都存了起来。“上大学时，我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攒钱,我和我哥说好了，等我俩攒够钱就给家里盖房子。”盖新房是郭利苹从小到大的美好愿望。     

    郭利苹家里有五口人，除了父母，她还有一个哥和一个妹。一家人一直住在上世纪40年代祖上盖的窄小土坯房里。他家的门帘是打着20多个补丁的麻袋,窗户上钉着破得四处漏风的塑料布，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只能收到一个韩城台的14寸的黑白电视机。“十岁那年我问过我爸为啥他和我妈一样跟村上人种地，人家盖了新房，而我们没有？我爸笑着跟我们兄妹几个说‘家里的钱都供你们上学了，等你们长大参加工作了再说。’”郭利苹兄妹信以为真，都以为家里穷是供自己上学了，从此，懂事的郭家兄妹更加努力读书，“我们觉得唯有好好读书才能够对得起父母交的学费。”然而，郭家兄妹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原来从1999年父亲当上村支书以来，他从卖苹果钱、家人的生活费、子女的学费中先后挤出了近10万元为村上修路、修水站和帮助村民致富，光是他帮村里和群众垫支的水电费,就有1.3多元。“家里只要一有钱就贴到村上了”。其实，在当地，七八万元就可以盖不错的房子。      

    在郭利苹的记忆中，爸爸吝啬得有点不近人情。上中学的时候，多到百元的学费、少到十几元的资料费大多是母亲向邻居借来的。中考前夕，学校要收钱购买复习资料，母亲照例去邻居家借钱。由于粗心，郭利苹将借到的钱弄丢了，“委屈、悔恨一时间涌上心头，我当时就在教室里放声大哭。我爸知道后,跑到学校跟我说‘这两天咱家比较紧，爸给你借资料复习吧’。其实我早就知道，只要一忙村上事，他就会把我的事给忘了的。果然，我的复习资料一直都没借到，我只好和同桌一起看。”这件事后，郭利苹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为啥我的事总是没有村上的事重要？我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呀，他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呢？”多年后，直到郭孝义去世，郭利苹才从村里人口中得知，父亲舍不得给自己十几块钱买复习资料，却舍得把家里唯一值钱的耕牛卖掉给村上修路！     

    郭孝义总是很忙，家里难得看见他的身影。“我爸对我来说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这个人很要强，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什么。他的事迹都是他去世后，村里人来家里说起我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