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因为已经无力恢复历史的真相了

    “贞观之治绚丽的朝霞，是穿过玄武门之变的淋淋鲜血才普照大地的。”在《孟宪实讲唐史》中，作者这样写道。在摆脱了“编”剧之后，在“讲坛”上，孟宪实更“自由”地展现出历史研究者对史实的“辨析”能力。

    “电视剧里，为了‘照顾’唐太宗的正面形象，即便在‘玄武门之变’中，也尽量要给他说几句好话。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其实，我倾向于当时的秦王李世民是野心家，采用了主动攻击的策略。这在讲座中表现得就很充分了。

    比如，史书记载中的李元吉，太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了，越是这样，其真实性就越可疑。但历史的记载云遮雾罩，有些我们可以根据零星的史料有所发现——比如，我认为，杨文幹事件的幕后主使是秦王府，这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判断；而尉迟敬德囚禁李渊，也是一个‘发现’——但有些，正如我在书中写道的：‘对于李元吉，我们很抱歉，因为已经无力恢复历史的真相了。’正史一字千金，记什么不记什么是有学问的，那些在正史中没有详细记载的东西，往往是最令人玩味的。

    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希望通过励精图治，改变唐朝的气象，也改变玄武门之变带给他的负面评价。‘贞观之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纵观‘贞观之治’，我们看到，正气是可以酿造出来的。同时，贞观的时代精神，源于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追求超越物质利益的、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的机会。”

    学术与大众隔膜的状态，在今天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在孟宪实看来，一方面大众传媒中缺乏严肃讲历史的平台；另一方面，历史学本身，也存在脱离大众的倾向，不能满足公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

    “当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日本学界很快利用展览、演讲、媒体宣传等手段，在日本公众中掀起了敦煌热。他们知道媒体的力量，也知道公众的热情参与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在我们国家，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仅局限在少数学者、学术的小圈子内。当然，这和当时的中国尚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有关，但也反映出学术与大众隔膜的状态。即便在今天，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的史学界并不缺乏思想，但如何用通俗的语言将史学的最新成果表达给普通大众，是史学界面临的问题。思想因此被掩盖在晦涩的学术语言中了。因此，我想，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家手中，让大家也能享受历史，这是我们历史研究者回馈社会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