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最近，在整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的时候，翻出来了朋友刘谦给我写的一篇叫做《积岐小记》的文章（刊于1991年2期《小说评论》）。刘谦在文章的开首这样写道："许多日子的黄昏，我总看见积岐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瘦消而孤独地悬于都市之喧哗上，痛苦地冥想。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总感到心中隐隐有锥刺之痛，有无限悲凉。我无法猜破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黄昏中，都市里，一个孤独的单身男人之宁静和安详所传导出的人生信息，总让我深深不安和愧疚。"刘谦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似的把我当时的精神面貌钉在纸上了，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使我能看见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面目。那时候，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刘谦是这样告诉读者的："积岐是那种忧郁得让人看几眼便想大哭的男人。他的忧郁痛苦，使人一见便会生出些许宗教般的情愫。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在那样的时候，却又坚守着心底的圣地，表现出那样的宁静和超然，他内心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他在痛苦地挣脱着一切俗世的浮华，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中寻觅一种属于上帝的、达于彼岸的途径。"刘谦用睿智的目光冷静地审视他的一个兄长、一个同路人，远距离地透视了一个友人一个写作者的心态。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2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在忧郁、不安、痛苦、自我煎熬和折磨中朝着一个目标而奔走，时至今日，留在我心底的是苦涩的绝望和凄凉的惨败感。失败的感触中不乏我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对我所从事的这种劳动能够被承认的盼望。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华，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之后又是苦行。

    朋友曹谷溪给我的定位是：沉默的苦行者。6个大号字印在他办的那刊物上，再配上我那张苦脸，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绝妙版本。

    凯尔泰斯说，沉默就是真理。而我以为，沉默只是一种回答。回答心灵，回答遥远的天籁之音。我既然在喧嚣之外，沉默就是最好的方式。我宽慰自己：我没有被叫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哀。威廉·福克纳即使到了获奖前夕，还没有大陆的三流作家红火呢。我做了20多年的农民，我的父辈、我的兄妹依然在故乡那块黄土地上为了生计而劳作。作为农民，他们的那一双手从不停歇，除非病倒趴不起来。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安慰。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是相通的，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尽管，那失败感不时地提醒我，折磨我，可是，我的劳动不能停歇。假如你要告诉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会折损你的阳寿，农民会以为你是天外之客。生命如果为了生命而存在，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依旧在安安静静地写作。就像我做农民一样，每天扛着锄头或镢头去上地，并不因为来年薄收或无收成而停止了这种劳动。我们那里的农民靠天吃饭，"天"不同情你不保佑你，也不回报你，这是常情。也许，回报就是劳动本身。我还希图什么呢？劳动的结果是一部又一部长篇。《村子》是第五部。

    就前四部长篇而言，我是在实验，实验不同的艺术形式。就结构而言，第一部是心理结构，时空跳跃，你、我、他三种人称交叉叙述。第二部是多角度叙述。把不同时间段的故事浓缩在四天中完成。第三部是三条线并进，不是传统小说中的三条情节线，而是把相互没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生活境况中的三个人的人生用三条线拧在一起。第四部小说用一个死的婴儿的角度开篇，作品运用了象征、暗示、隐喻、荒诞、反讽等诸多手法。我知道，这种"实验"是很"危险"的。我发表了将近200篇（部）中短篇小说，每写几篇，就要变一变，不断实验和尝试，变来变去，在现实主义那里我不"现实"，在先锋那里我不"先锋"。似乎，我什么也不是。用长篇"实验"那就更需要冒险，需要一股二杆子劲。也许，实验的结果是：市场不买账，一些人不认同。可是，我不能把自己固定住。用实验换取门庭冷落是需要勇气的。我崇尚加谬笔下西西弗那个"疯子"，我愿意像他一样，把石头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地推上山。在《村子》这部长篇中，我触摸到的是一个"变"字，社会在变革、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在变化着。他们的变化历经了几个过程：马子凯的做寿是投向变化着的农民心中的一块石头。既然是石头，必然就有波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田到户，一些农民开初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闹事。然而，最终还是顺应了。顺应的结果并非仅仅是粮食的大丰收，不仅仅是衣食无忧。生活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并不是百病可治的良药。他们无奈、痛苦、挣扎以至失态；他们难以容忍自尊和尊严的被剥夺，于是，就反抗。而像田广荣这样的村官，面对被石灰水呛死的小孩子也如此麻木，无疑是其变化中的另一种农民类型了。其实这种类型和祝永达在西水市的建筑工地上见到的那些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工头欠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不但不敢讨要，反而要去讨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村子里的农民反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还得依赖"族长"去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必须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侧面。生活变了，文化心理没有彻底变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民族，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革或改良，而是需要改变文化心理。在现实生活中，祝永达是一个道德比较完善的人，但并非一个"强者"，而田广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他是生活中的"强者"。当下的村子里，究竟需要什么人去治理呢？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对村子里的农民有难以割断的情感，我不仅触摸的是农民的兴奋点和痛点，触摸的也是自己的兴奋点和痛点。我知道，村子里的农民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是，有祝义和、赵烈梅、马志敬这样的善良而能干的农民的支撑，农民的生活不会垮掉的。令我最痛心的是村子里的"下一代"，像马林科兄弟俩这些年轻农民，面对欲望，他们将经受更多的磨难。我只能按照我的体验去写我们村子里的农民。

    到头来，我只能说，我这样写了，我这样写过。

    当然，我并非一点儿自信都没有。我的一位朋友曾说过，说我是走在一条正道上的作家。我想，既然走的是正道，我就无所畏惧，不必顾虑了。我将艺术视为生命一样贵重，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样如同数钞票般的去码字，我是蘸着心血来书写的。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农村人有一句话，叫做"年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学艺时已过了三十岁，因此，我不可能像有些大作家一样，给自己规定，到什么年龄段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虽然学艺晚了，但是，我还是由衷地感谢生活。因为，生活使我诸事不如愿，常常有使我愤慨使我不安使我痛苦的事来撞击我。我时不时地陷入精神苦难之中；生活猛不防从身后给我一拳头，这种强刺激，非但没有把我放翻，反而使我对文学创作更加虔诚了。

[1] [2] [3] [4] [5] [6] [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