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的二月底，江涛突然领着三个机关干部驻进了松陵村。江涛只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会，一次社员大会。他的口气很硬：生产责任制非搞不可！谁也休想拦住！谁不走，就推着他走，拉着他走。年轻的江涛风风火火，他的耐心已到了极限，要他反复地给持反对意见的庄稼人做工作，已办不到，那不是他的性格，他要下硬茬，来硬的。大队里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田广荣任组长，由于田广荣的提议，祝永达被江涛提到了副组长的位置。各生产队也都成立了工作小组。几天以后，进入了实质性的工作阶段：先丈量土地，给土地定等级；然后，按等级估计产量；然后，给牲畜农具折价；然后，决定每个社员承包土地的亩数；然后，分地、分农具、分牲畜。这些工作，都是在江涛和工作组的逼迫下干的。江涛有他的主意：你们不干，我要逼着你们干，哪怕有人说我是走资本主义，我是搞复辟也罢，全公社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在夏收前结束，这一料庄稼一定要各户收各户。江涛的强硬做法使田广荣措手不及，他明白，江涛仗着他是公社党委书记，以权压他。顶撞他，给他来硬的，或者说把他轰走，已经不是上策了，田广荣只能做出一副拥护的姿态，只能采用他一贯采用的手法，操纵一些人和江涛对着干。

    田广荣当干部几十年，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操纵群众斗干部，操纵群众斗群众，操纵干部斗干部。他有操纵的能力。操纵的结果是他从中得利。田广荣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码事，他一方面赞成拥护搞责任制，一方面又在捣鬼、闹事。祝永达第一次见识了田广荣的这种为人处事。田广荣不干，他干。田广荣提携了他，他当然很感激。但是，他不能成为田广荣手中的拐杖，每样事都听他摆布，他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田广荣以为他软弱。其实，不是他做人太软。他明白，当他站起来的条件还未成熟前，他只能趴下。机会来了，他就要干。他不会对田广荣百依百顺的。他不怕有人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才不管什么道路不道路，只要他喜欢干的事情，他觉得对庄稼人有利的事情，他就干到底。他还是那个想法，为了自己而干。开始分地了。生产责任制到了要紧处，祝永达总是放心不下。那天晚上，他到邻村的杨柳大队去问他们的做法，回来时，已是夜阑人静。走到三队的地头，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地里晃动，看不清是干什么，于是，他就站住了，他细看时，才发觉，那人是在拔地里的木楔。他大喊一声："谁？"那人听见喊声，拔腿就跑。祝永达穷追不舍。那人朝着去县城那个方向跑了，并没有向村里跑。跑动的姿势很眼熟，祝永达还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借着微弱的亮光，他从背身已能判断出那人是谁。眼看就要撵上了。那人回过头来，将手中的木楔朝祝永达扔过来了，祝永达痛叫了一声，用右手捂住了眼睛。人没有追上，差一点被伤了眼睛。

    第二天，祝永达鼻青眼肿地来到了大队办公室。他给谁也没有说，眼睛是怎么伤了的。他觉得，江涛把事情简单化了。在庄稼人还没有把分田到户究竟是瞎是好看清之前，就是采取职硬措施把地分了，后面将会有一大堆难为人的事情。第三生产队花了5天功夫，将300多亩土地分到了社员名下，地里栽上了木楔子，木楔子上写上了社员的名字，界石还没有来得及埋。一个晚上，全部木楔子被人拔走了，地里换上了另外的木楔子，木楔子上写着：打倒贫下中农的敌人江涛！我们不单干！我们要集体！我们要走社会主义！土地得重新丈量，木楔子得重新栽，几天功夫白花了不说，插在地头的标语意味着有人确实要和他对着干。江涛在地里去一看，一脚将那写着标语的木楔子蹬倒，踢出了老远。江涛没有功夫来追查这事是谁干的。无论是谁干的，也拦不住他。他叫田水祥组织领导小组的成员重新丈量，重新栽木楔子。田水祥不干。田水祥执拗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说："既然社员们不愿意分地，我不能逼他们。"江涛问田水祥："是社员们不愿意，还是你不愿意？"田水祥说："我也不愿意，我要和社员们一起走社会主义。"田水祥可能没有想到，江涛做事手腕很硬，他先训斥了田水祥一顿，然后当即宣布：撤销田水祥的生产队长。江涛吩咐祝永达去叫田广荣商量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人选。祝永达回来说："田支书病了，在炕上躺着。"江涛把马志敬和祝万良他们召集到一块儿，让他们确定三队的生产队长，马志敬他们半晌不吭声，因为他们不知道田广荣怎么想，就不敢表态。田水祥在公社里带头闹事之后，江涛就叫田广荣撤销他的生产队长，田广荣没有那么做，江涛第一次容忍了田水祥，是为了顾全大局，减少对立面。这一次，就是田广荣不同意，他也不迁就田水祥了。在这一段的工作中，他已物色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马子凯的儿子马英年。他提出来让马英年替代田水祥，也没有人反对，只有祝万良咕哝了一句："他是马子凯的儿子。""马子凯的儿子就不能当队长？这是哪一家的政策？"江涛问祝万良。祝万良没有吭声。当天下午，江涛来到第三队，召开了社员会，由马志敬出面宣布任命马英年为第三生产队队长的决定。

    田广荣的病是心病。他原以为，他是松陵村的山大王，从来都是一呼百应的。他并不把江涛放在眼里，他估计，江涛折腾一番之后，肯定能把他逼走。可是，他太不了解江涛了，江涛做事果断，冷面无情，他身上有一股冷怂劲。他不干，江涛硬逼着他干，而且要把他推到前台，让他出面，让他背上解散生产队的名。他拿江涛没有办法。他觉得，他不能背那个名--松陵村的生产队是他给解散了的。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他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而解散了生产队，各家种各家的庄稼，人心都散了，他也就很难把松陵村人掌握在手中了。他要冷静下来，细细地想一想，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江涛。躺了三天，想来想去，还是一个"权"字，江涛虽然以"权"欺他，可是，江涛的命运也不是被比他权力更大的人所掌握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有好几个是他的老上级，老同事，他得去找找他们。他和这些人干革命的时候，江涛还没穿开裆裤子哩。他自信，他的老上级或者老同事对他是信赖的，会替他说话的。他要把江涛欺负他、不按组织纪律办事的行径给县上的领导做汇报。他想操纵大领导斗小领导。等撵走江涛，他再决定松陵村究竟何从何去。那天早饭，田广荣吩咐薛翠芳给他打了三个荷包蛋，再调些大葱，把那小菜弄得特别辣，特别刺激。他吃毕早饭，就去县城。

    田广荣蹲在炕上刚吃完，还没动身，江涛来了，和江涛一同来的是祝永达。

    "老田，病情怎么样？我来看看你。"江涛面带笑容，一副很关切的样子。

    "没有多大毛病，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田广荣依旧半躺着，没有正眼看江涛。

    江涛说："不要硬撑着，身体是本钱。你是老干部了，对党贡献大，现在关键是要身体好。"

    田广荣没有吭声，他想，你还知道我是老干部？谁知道你给我安的是什么心肠？他还以为，江涛是礼节性的看望，或者是来打探他是真病还是假病，假惺惺地说："你看，现在正搞责任制，我在炕上实在是躺不住了，躺下也是活受罪哩。"

    江涛说："你安心养病，工作上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叫祝永达担任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本来，就该叫你休息，考虑到永达年轻，还要你带一带，就叫你担任副书记，协助他工作。"

    田广荣一听，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抓住被子，看着江涛，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惶恐不安一点儿也不掩饰，江涛看见田广荣抓住被子的右手在颤动。脸上很难看，那秃了的顶似乎蔫包子。

    江涛说："该交待的工作，等你病好了再交待吧。"

    田广荣说："永达转正才两年多，他……"

    田广荣欲言又止了，他不能说，祝永达能行吗？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他的意思：既不反对祝永达当书记，又不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可惜的是，他的脑海里闪不上来这样的词汇，站在几千农民面前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田广荣嘴笨词穷了，他显得十分窘迫，秃了顶的脑门上浸出了汗渍。

    江涛说："所以，公社党委才决定，叫你带一带祝永达。"

    田广荣立时听明白了，如果祝永达党龄长一些，恐怕叫他连副书记也不会当。田广荣看得出，他的村支书已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他换了语气："江书记，你放心，我会尽力协助永达搞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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