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得知南京军事进攻西安的消息后于1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呼吁和平解决。

    在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17日他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会谈。他了解了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异常复杂，非在陕北所能估计到的，而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又可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这一决定同《真理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的态度完全不同，并是在接到共产国际电报之前独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分别和张杨两将军谈话之后，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派大兵压境。西安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劝告，特别作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铤而走险，杀害王以哲将军，同时拟定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这就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的局面危疑震撼。首先东北军内部矛盾成为对抗性的；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内部的自相残杀一触即发。

    周恩来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首先赶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同蒋介石刚委任为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消息传出后有关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为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的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和平解决。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杨虎城避居三原。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周恩来将博古、叶剑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坚守西安迎接顾祝同进城，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周恩来如同擎天支柱，为世人敬佩。周恩来和顾祝同折冲樽俎，将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张杨的安危始终萦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要求释放张杨。杨虎城遇害后，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在西安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安危时时记挂在心。他多次评价张学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临终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他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说。”说完，便昏睡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念念不忘为民族大业作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朋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思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