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导致了大革命的兴起，大革命的洪流摧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当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后，蒋介石为独吞胜利果实，实行清共，血腥镇压共产党，而后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权。他是靠反共、反苏，投靠帝国主义才夺得政权的，所以他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内战不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得逞，从东北南进到华北，进而威胁到长江流域——蒋介石所代表的江浙财团的命脉之所在。

    严酷的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看到中日迟早必战，而英美不会马上支持中国抗日，于是将目光移到北方——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始改善由他破坏的中苏关系。第一步于1932年12月恢复了中苏邦交；第二步于1935年春派他的侍从副官邓文仪担任驻苏武官；第三步于1935年秋开始在南京先派孔祥熙，后派陈立夫同苏联大使秘密谈判。

    蒋介石是为了准备抗日而秘密进行这些步骤。苏联政府很重视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认为蒋将主力用于进攻红军，怎么武装抵抗日本？蒋要求苏联作为他和中共之间的中间人。苏方认为不需要中间人，蒋完全可以与中共谈判。社会主义的苏联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介入别国的内政。蒋不得已开始寻找共产党，委托陈立夫负责此事。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己任，从“九一八”起就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使在长征途中仍注意收集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动态。刚到陕北瓦窑堡就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1936年2月27日共产党员张子华和董继吾将南京要求谈判的消息带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于3月在东征前线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南京方面的要求，认为反革命的界限在于降日与抗日，可以争取蒋介石抗日。会后，张子华以“南京来陕北客人”的身份数次往来于南京、广州和陕北之间，沟通两党之间的联系，传递两党谈判的条件。随着国共之间接触日渐深入，8月，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并决定周恩来外出谈判。只是由于蒋介石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才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共产党积极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络、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4月9日和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对双方都很重要，增进了了解。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对法西斯的批判，坚定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的“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的主张使中共中央更有信心逼蒋抗日。

    南京与陕北之间的往来，西安是必经之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对此了如指掌，他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更加放手大胆地联共抗日。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所以他将与中共的联络置于极端秘密的状态，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曾与闻。同时，加紧进攻红军。他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共活动已有察觉，怀恨在心。为此于10月、12月两次亲到西安督战，决定先解决张杨。而后歼灭红军。

    抗日必联共，反共必降日，这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蒋介石要实行又抗日又反共的矛盾政策必然加深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引起广大爱国志士仁人的反抗。周恩来早在事变之前3个月致书蒋介石时就预见到：“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西安事变的爆发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独自发动的，完全是蒋介石坚持反共倒行逆施逼成的。张杨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扣押了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代天下之人行公道，成为世人永颂的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前途有三种：日本积极向革命进攻；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来；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他很慎重，提出暂不发表宣言。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与会者一致批驳了张国焘的观点：“这次事变的意义第一在反蒋，第二才是抗日。”毛泽东在总结时又一次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中央先派周恩来后又派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协商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