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挂职日记(五)

    2005年6月27日 星期一 晴

    按照县委的安排，“七一”前夕，县级领导分别去各单位、乡镇慰问老党员。今天上午，我和县委办公室的王平怀一起去田家镇慰问了两位老党员，一位是河北村七组的李志发，一位是田北村七组的程生芳。

    河北村位于北山的山脚下。这个村子里的农民，祖祖辈辈吃的是从千阳县流下来的河水，由于河水缺碘多氟，大人娃娃，不少人是大骨节，而且个头不高，长相粗疏，身上不该突出的地方也很突出，走起路来，整个身子在晃，看起来很寒碜。六十多岁的李志发也是五短身材，手骨节特别惹眼，脚巴骨特别典型，虽然头发花白了，稀疏了，人还是很精神的，目光看人时稍微有点下垂，但很忠厚。他毕竟当过多年村干部，见多识广，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不落伍。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广东打工；大儿子已经结了婚，小两口在广州的一家企业里，收入还不错。他自己除了种地养牛外，栽种着5亩苹果，2004年收入了一万三千元。谈起家境和儿女，老汉脸上有了光彩，眉宇间流露出来的是满足和自豪。其实，农民一辈子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儿女的日子比他们过得好一些。到了这般年纪，儿女们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张脸，只要儿女们有出息，他们甘愿受苦。这是关中农民的普遍心理，他们把伦理和亲情看得很重，他们力求在社会关系中体现自己的社会角色。虽然，这种顽强的伦理文化以压抑个体为代价，但在农村，还是有利于巩固家庭、稳定社会秩序的。

    一走进程生芳家里，一股阴沉沉的、不和谐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里的沉寂仿佛搁久了、发霉了，村庄里的生气勃勃的气象被推拒在院门之外，呆头呆脑的土坯厦房和隔壁邻家很有气势的大瓦房形成鲜明对照。村委会主任把我领进老汉住的房间。由于是“倒厦”，太阳光被堵在山墙外面，房间里很暗。走进房间，站了一瞬，我才看清，土炕在右边，和房子门相对的是一张桌子，桌子上供着一张老太婆的半身相。不必多问，我知道老人的老伴过世了。老人从土坑上下来了，他拄着一根颜色发黄的拐杖站在脚地。我一看，老人十分消瘦，脸色苍白，缺少精神。我问老汉高寿。他说79了，叫80岁。提起家境，老汉沉默了一刻，刚开口，一句话末了，就哽咽了，他噙着眼泪说，日子过得很不好。村委会主任赶紧把话题岔开了。村委会主任大概知道，照这个话题说下去，老人肯定会大哭不止的。我将慰问金给了老人，老人连声感谢。我听得出，他的言语是由衷的。也许，他那张青筋毕露的手有好长时间没有触摸到钞票了。村委会主任一看，我的慰问仪式已经完成了，抢先走出了房间，我明白村委会主任的意思，他怕老汉一味地给我说日子的艰辛，我们随之出来了。我的心情有点沉重。对于这些穷人，我同情不起，怜悯不起。我给老汉的那一点慰问金只不过是一种表示，连补缀老人破麻袋一般的日子够一针也不够。

    回去的路上，村委会主任告诉我，程生芳年轻时很能干，当过多年的农村干部。我做过二十年的农民，当时的农村干部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时过境迁，我不想用“好”或“坏”来评价他们。使我纳闷的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农村干部的日子普遍过得不好。他们在当干部时是那么英武，分田到户后，本该到了展示自己的时候了，却显得很无能了？程生芳是不是这样的，我无从知道。听村委会主任说，老人的大儿子当兵转业到西安的某企业，大概两口都下岗了，日子也比较艰难，长年不回老家。老人的二儿子在家里种几亩地，也不外出打工，养了三个孩子，负担当然很重了。农村有句俗话：人活人，比不成。我们不能把老人的光景抬出来和邻家相比。但是，作为老人的儿子应该想一想，他们家的日子为什么过成了这样？造成农村贫富不均的因素很复杂，个体的因素也不能排斥在外的。

    回到田家庄镇，镇党委书记李建强给我谈到了一件农民上访的事。

    几年前，田家庄镇某村的一个姑娘去广东的昭关市打工，“非典”发生后，姑娘被疑似为“非典”病人，于是，就被隔离了。后经确认，姑娘并非“非典”病人，而是肺结核患者，姑娘自然被解除了隔离。按理说，姑娘在人生的这一环节上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事情偏偏出来了。她被解除隔离后，精神出现了轻度分裂，企业的领导将姑娘送回了田家庄。姑娘回来后，父亲一看女儿神经兮兮的，十分气愤，他只身来到广东，找到女儿打工的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辩理，要求企业领导给女儿看病。企业的领导和女儿父亲经过协商，一次性付给7000元，作为这个姑娘的医疗费。姑娘的父亲接受了7000元。他怀惴着这些钱，出了企业大门，向火车站赶，准备坐火车回陕西。走出没多远，来了几个年轻人，将姑娘的父亲压倒在地，掏去了身上的全部现金。这伙歹徒没捅老汉几刀，算老汉幸运了。他惊魂未定地从地上爬起来，仔细一想，觉得，这是企业领导派人向他下的手，不然，有谁知道他身上有7000多元？身无分文的老汉再次找到企业领导，诉说了他的遭抢的经过，将自己的怀疑连盘端出，向企业领导再要7000元。企业领导问老汉凭什么说这是企业领导和歹徒合伙干的勾当？老汉当然没有理由可说。企业领导给了老汉买车票的钱，将老汉推掉了，老汉含着一腔怨愤回到家，开始上访，找镇政府、县政府，要求给她的女儿治病。县政府按照有关规定，无偿给老汉的女儿治好了肺结核。可是，这个姑娘的精神病日趋严重，如今，已成了一个疯子。她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毁掉了。无疑，这是女孩儿的人生灾难，而灾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除了姑娘的性格因素以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这是令我深思的问题。我没有学过精神病学，但我觉得，生存环境给人造成的精神压力是不能排斥的。恶劣的环境是足够毁掉一个人。假如没有那场“非典”，姑娘的人生面貌恐怕会是另一个模样吧。

    2005年6月28日 星期二 多云

    前几天，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年轻干部闲聊，这位年轻干部给我谈了他们村农民的生活状态。他的家在凤翔北部的浅山区，那里依然保持着农耕文化的明显特征：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点灯不用油，但耕地依然要用牛。父辈大半生的愿望就是：给儿子娶个媳妇。父愁子妻，这是伦理文化的内容，父亲想到的是断子绝孙的严峻问题。不能成家，儿子觉得人生索然无味；性困惑，性妄想是必然的。作为农民，不可能像城里人一样把性的问题挂在嘴里，但本能的冲动是自然而然的。山里的女孩儿想依赖婚嫁逃到山外去，要娶媳妇，只能到更深的山里去，或是到甘肃、四川或其它省最贫穷的地方去找。一个媳妇娶进门，要花二三万元。三万元对于山里人来说是什么概念？是4万多斤麦子的价值，也就是说，是150亩麦子一料子的收成。而村里的农民一人种二亩坡地，每年每个人也只能收六七百斤麦子。一家人攒20多年的麦子卖掉之后才能娶一个媳妇。靠几亩薄地是靠不住的，年轻人只好外出去打工。在外面辛辛苦苦干好几年才能娶回来一个媳妇。毫不夸张地说，父辈也罢，子辈也罢，半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有一个女人。

    这位年轻干部举例说，他们村的一个老农民的两个儿子都是光棍。大儿子四十好几了，至今未娶；二儿子曾经娶进门一个媳妇，两个人只过活了几个月，媳妇跑了，二儿子又成了光棍。生活对于三个光棍来说，黯谈无光。父子三人都守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就种几亩薄地。他们把自己锁定在一方小院子里，把未来多姿多彩的生活关在院门之外。天明了，就起来上地，天黑了就关门睡觉。地里没活的日子也不出门，不知在家干什么？他几乎断绝了和村里人的往来，把庞大的生活缩小在几分大的天地中。也许，光棍生活把他们的欲望磨得很薄很薄，人的本能被削得只剩下吃喝拉撒了，没有任何激情可言。日子像一把大手牵着他们向前走，走到尽头，人生也就完了。这样的日子是可怕的。然而，他们并未感觉到。也许，他们觉得，这样活着没有什么不好。因此，他们的内心安祥而平静。

    我把这全年轻干部所说的记录下来，大概有人会觉得惊诧：这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吗？我只能用一句套话回答：信不信由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完全生活在两种境况里，所以有人说，大陆中国，一半儿是欧洲。

    下午，正在房间里读《凤翔文史资料》，来了一位上访者，也不打招呼，撩起门帘进来了。他坐在沙发上，自我介绍说，是田家庄镇人，想给我谈一件事。我给上访者倒了一杯水，打量了他几眼：上访者有五十七八岁，高个子，大身胚，头发几乎全白了，面部的线条很明朗，显得很刚毅。我说，我是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到位才二十天，有什么事，你说一说，我也只能听一听。这位上访者一听我是挂职的，大概知道我给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刚进门时敷在面部的那一层怒气荡然无存了。他对我一笑，说：既然来了，就给你说一说。我说：行。从他的话语中听得出，他给我说与不说都是无所谓的。

    上访者说，他来县城上访有七八十次了，他去宝鸡上访过，也去省城上访过。我问他有多冤枉的事。他说，是和邻居发生了纠纷。七八年前，上访者盖房子，为地皮，给他家砌墙的民工和邻居请来的民工打在了一起。镇政府对此事处理不公。我问上访者，邻居和你是什么关系？上访者似乎不想说。我又问了一遍，他吞吞吐吐地说，按辈份，把我叫爷。

    我打电话问镇政府的领导，这个上访者上访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镇政府的领导告诉我：上访者盖房时明显地占去了远房孙子的地方。为此，双方发生了械斗，但伤得不厉害，双方都有人住了医院。上访者比邻家住院的人多花了一千多元。镇政府在协调这件事的时候拿出的意见的是：你多花的一千多元自认了，而你多占人家的地方也就不退了。虽然，这是把事非曲直掩埋了的处理方法，但双方都能接受。这种方式和“巴以”谈判中用“土地换和平”的方式有相通之处。后来，就签了协议。可是，事隔不久，上访者推翻了协议，开始上访。经过镇政府协调又二次签了协议。不久，又被上访者推翻了。如比三次之后，政府也无法协调了。

    不就是为了一半尺地方吗？上访者耗掉了七八年的时光。况且和上访者发生纠纷的是他的远房孙子。看来，在利益面前，伦理很脆弱的；在利益面前，亲情的份量很轻。这真应了农村人的一句古话：“母女俩，亲不样，一两棉花用称分”。不错，利益是人的驱动力。但是，利益把文化遗产中优秀的那些部分埋藏了，把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砍杀了。“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当人们把利益作为人生目标的时候，这个时代的精神构架就塌坍了。国外有学者说，中国的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改革。此话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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