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挂职日记（二十）

    2005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晴 苏州

    今天去苏州的周庄参观。

    据导游说，因为已故的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几张画，周庄闻名了。细究知名的原因，不仅仅是画家笔下出了彩而使昔日蜷缩在江南水乡的周庄披光溢彩了，这其中，不乏政治家的指点。只有政治家才有指点江山的能耐。

    广告词上的周庄是：天下第一水乡。江南水乡多如牛毛，周庄为什么独占鳌头？一脚踏进周庄，只是想，这“第一”是否名符其实。

    固然，周庄很美，它如同一颗水果糖刚入口，舌头一捣动就有了甜味儿，尤其是对生活在大西北的人来说，对水乡必然有一种处女般的新鲜感。可是，对我来说，吸引眼球的并非是小桥流水，船篷深巷，丝绸陶品，小吃杂耍，我的注意力没在什么双桥、宝桥、聚宝轩上。这些明清建筑虽然入了画面进了镜头，被世人津津乐道，可是，这些古香古色很难勾动我自己的人生体验。我的兴趣在周庄的张厅和沈厅。

    张厅原来是明代的开国元勋之一、许达的弟弟给自己修建的水上庄园。庄园的奢华不必再叙说了。如果放置在当代，用“毫宅”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这庄园是财富的徽章，权力的象征，荣耀的见证。庄园的主人当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从那些尚在的摆设和没有被破坏的建筑布局上可以窥见蛛丝马迹的。许达的弟弟梦寐以求的是他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永远能住在这豪华的庄园里，生活在温柔富贵之乡。许达的弟弟和他的子孙们在这座豪宅里陪着明王朝走过了将近三百年的路程，这座庄园记录着主人一大堆生活的细枝末节，也记录着明王朝从盛到衰的悲喜剧。按理说，许达弟弟的子孙们能将家产守这么长的时间已算得上惨淡经营了；这庄园如同一条在风浪中摆渡的木船，最终没有被许达弟弟的子孙们撑到彼岸。到了明未清初，庄园落在了张姓人家的手中，被张姓人家改为张厅了。当年的许厅已被张厅压在了身底下，当年的许厅不只失去了冠名权，不只失去了财富，不只失去了荣耀，它失去的是和历史的联系与世人的记忆。如果不是导游解释，在游人们的眼前闪动的招牌是张厅而不是许厅，人们只能将张厅装进记忆，而不知许厅从何而来。

    从许厅到张厅，其中的变迁浸洇着多少酸甜苦辣呢？也许，免不了刀光剑影，免不了阴谋算计，免不了明争暗斗。许氏的后人如今在哪里？张氏的后人如今又在哪里？这庄园只是历史的写照，并非是家谱的续写。世事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便是：变数。变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没有不落的太阳没有不晴的天。永恒是相对的。那些想永远地拥用权力、美色、荣耀的聪明人，那些整日算计着敛财聚宝的贪婪之辈，不是他们不知道事物处在变化之中，而是他们被物质所淹没的时候本身就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他们在麻木中陶醉，在陶醉中麻木了。

    我以为，人不应该活得很聪明，人应该活得很清醒。只有清醒的人明白：人生不到顶峰方是上策。

    沈厅的变迁也能使人深思良久。

    江南富商沈万三的财富足以买下明王朝的半壁江山，连皇帝朱元章也被他的富有所震摄，朱元章担忧的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最终有一天会用金钱 收买人心，动摇江山。他担心在朝廷的官员喊朱元章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民间的商贩、百姓会高呼沈氏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毕竟是皇帝。皇帝什么都能舍弃，就是不能舍弃皇位。皇帝最不愿看见的是民富国弱。皇帝不管沈万三给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他只管江山能不能世代相传。因此，朱元章出招，三次沉重打击沈万三。朱元章将沈万三一家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云南充军，如果不是马皇后等人苦谏，沈万三早被诛灭九族、连根拔掉了。沈万三的精明盖过了朱元章的算计，沈万三在云南如履薄冰，卧薪尝胆，苦苦经营，不久，又发达了。他的商人性格不变，他的再次发达遭到的是再次打击。连续三次打击之后，沈万三如同黑霜杀了的麦苗，枯萎了。

    作为一个商人，沈万三是极其精明的。在600年前，沈万三就知道，要发大财，必须走钱权结合之路。他在经商的过程中，巴结达官贵人，极力向权势靠拢，利用官方的权力给自己赚钱。而当时的那些官员的智商不比当代贪官的智商低，他们在那时候就知道权力寻租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用权力投资沈万三，把老百姓的血汗钱把国库里的银子掏出来，通过沈万三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在商人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友情。沈万三和许多商人一样，当他觉得你是块肥肉时就像苍蝇一样扑向你，当他觉得你快要倒台时，就翻脸不认人了。一些得之于沈万三的官员也因此失之于沈万三了。在沈万三的如意算盘上只拨加法，只知道把百万两白银加起来变成千万两、万万两。对于赚钱他已像瘾君子吸毒一样上了瘾，身体上的每个毛孔都被毒品浸染了，到了难以自拔的境地。他就没有想到，他的如山的银子已成了他的牢笼，成为他头顶上的刀子；他就没有想到，巨大的财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朱元章的眼里，你沈万三的每一块白银上都应该盖上我朱元章的印章，你的也是我的。朱元章根本不可能想到商人的财富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他只想到江山能否固若金汤。

    精明的沈万三被精明所误了。

    沈万三自己把自己赶上财富的顶峰下不来了。

    人生千万不能把自己推向绝顶。推到绝顶之时，便是灾难到来之日。如今，座落在周庄的沈厅用青砖蓝瓦、用雕花家具、用花园小径、用屋前屋后的细细流水在默默地启示着后代人：人活着，绝不能作茧自缚。

    2005年12月12日 星期一 晴 上海

    6年没来上海了。

    同行的干部都说，上海的变化真大呀！可是，从昨天踏进上海的那一刻起，上海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刺激。人们所说的变化无非是楼房多了高了，街道宽畅了亮丽了，高架桥密集了宏伟了，霓虹灯张扬了多姿了。在我看来，城市的面孔差不多是一样的，上海也罢，北京、广州、深圳也罢，包括我所居住的西安都是一样的脸型相同的眉眼，只是个子高低有异而己。即使给城市强加一些个性，也还是个城市。城市不像广袤的田野上的农村，每个地区的农村有自己的文化形态。农村的文化形态是固有的，是彼此不易混淆的。

    在我见到的上海人中，我从他们的面部捕捉的表情虽然各有扮相，但我看见的是相同之处，那就是：紧张。被生活驱赶的紧张。步履缓慢地、四平八稳地行走上海街头的人们不用问也知道不是本土人。上海人跨出的步子很碎很急，他们不是过日子而是赶日子。也许，因为少走两步会赶不上这一趟公交车；也许，迟到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会打了饭碗。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车厢里，抓着扶手在睡觉。当时，我有点吃惊。后来，朋友告诉我，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每天在路上要耗去两个或者三个钟头，只有走出了办公室，只有上了车，他们才能稍微松一口气。回家后，他们还有一大堆家务活儿要做的。那么，坐在冬日里很温馨的酒吧，像吃海鲜一样慢条斯理地咂着咽着音乐，像听音乐一样品着呷着咖啡和饮料的人们呢？他们是不是上海人中活得很滋润的代表？他们是否生活得很幽闲轻松呢？我看未必吧。因为，无论走到哪里，上海的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欲望，是钞票、商业、商品、物质的气味。上海已被异化得很厉害。人们为了金钱，为了房子，为了车子在人生的路上奔走着。这也难怪呀，没有钞票，就无法在这个城市活下去。上海不像西安，不要说物价有多高，西安花一元钱上了公交车可以从北郊坐到南郊，上海就不行。有些人上下班的交通费一天就要几元甚至十多元钱。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在上海，一平米一万元未必能买到好房子。黄金地段的房子要五万元，按此价计算不要说买房子了，支一张床也得10万元。而车子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财富的标志。没有车子你还在上海混什么？上海人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他们被物质奴役着、欺凌着。

    我在出租车上和一个司机交谈。司机五十岁上下，面貌挺和善的，有大都市里人的不俗的修养。他说，他每月也就挣四五千元，他的老伴下岗了，每月收入1000多元，两个人的收入合起来，每月五六千元。他有一个女孩儿今年刚考上上海某个大学，两个人供养一个大学生很辛苦，很吃力的，更不要说买房子了。在上海租房住的人不少。几代人挤在很小的空间里的事情也不奇怪。在我住的宾馆里，我问清洁工，每月多少工资？这个年轻女人说，月工资650元，每天管一顿饭，不管住。和西安的物价、消费水平相比这650元无异于在西安挣150元。可见，上海的老板并不比内地的“仁慈”。当然，在大上海，住亿元豪宅、住数千万元或数百万元豪宅的富人不在少数，在屋檐下的低层人有的是。这座城市是“天堂”也是“地狱”，这一点，大上海和三四十年代没有区别。

    手机短信上有一条：商人越来越像教授，教授越来越像商人。概括这条短信的“智者”所指的商人和教授当然包括了上海人。在上海，你想安下心来做文章、安下心来搞研究确实不容易，除非生活很舒适（当然这不是唯一条件）。我听说，上海的一些教授们已经变得很“实际”，把金钱贯穿于课题、作文，为了钱比商人更商人。这并不奇怪，这更符合上海的情形。我断定，在上海是很难出大文豪、大学者的。因为上海人呼吸到胸腔里的金钱的气味太多了，因为上海的土层太浅了，艺术之根扎不牢。

    我看到上海的繁华，我也看到上海的悲哀。上海的水是很难把上海的半殖民污渍洗干净的。

    有人说，上海是小资产阶级的大本营。

    有人说，上海是大陆贵族的生长地。

    这只是有人说。

    依我看，上海是外来文化舶来的大港口，外来文化首先在上海登陆。上海人就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上海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东西，也许只有外地人才能看得更清些。

    上海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我们西北人是有很大差异的，文化氛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我相信，这个世界再变化。一种文化是将另一种文化吃不掉的。就像上海的大米饭代替不了陕西的扯面、臊子面一样。越剧是越剧。秦腔是秦腔。各唱各的调。

    2005年12月20日 星期三 晴

    下午，尹家务乡的党委书记王强健和乡长刘明强陪同我去托卜务村检查验收“绿色家园示范村”。

    明强和我相熟于去苏州的日子里。我觉得，明强为人实在厚道，是个好干部。我和王强健相识于2001年深秋，那时候，强健在姚家沟镇任镇长，关良任党委书记，我在姚家沟采访、写作，关良和强健对我很关照，还有财政所的所长赵满祥，满祥每天把炉子给我生好，多次叮咛小心煤气中毒。强健和满祥为人也都很厚道，他们也是实实在在的人，是值得我信赖的人，值得交往的人，是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帮助的人。尤其是在强健的眼里，我既是县委的一个领导，又是一个作家，一个兄长。不像我见到的一些干部，他们以为我给他们戴不上“官帽”，也没有权力摘掉他们的“官帽”。因此，用第三只眼看我。其实，我对这些人也很理解，他们在仕途上要发展、要晋升就得依靠有能力的人去扶助。我虽然也有帮人一把扶人一把的情感，却缺少这种能力。活得一把年龄了，对各色人等见得多了，很少有人能逃出我的目光。我是2005年6月8日到凤翔来挂职的，6月11号和前任县委书记张育仓交谈。我把我三天来见到的每个人给张育仓画了个相，张育仓吃惊不小。他说，他花了几个月功夫，才把这几个人认清了，你怎么只见一面就知端祥了？我一笑：没有秘诀，只凭感觉。作家全凭感觉认知这个世界。你的一投足一举手一笑一颦都显现着你的性格特征。如果作家对人对事的感觉迟钝，或像常人一般，就很难成为作家了。当然，作家也有感觉偏差的时候。因此，要做一个好作家必须有理智的头脑。我在有些人面前开玩笑说，你不要给我上洋汤，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打什么嗝了。其实，我没有超人之处，只是见得多了，经历得多了，综合能力强了。

    在人生的路上，我多次给人充当桥梁，让人们从桥上走过去，走到他的目的地。我的为人处事的一种原则是：与人为善，能帮助就尽量地帮助人。我是个泛爱论者，像托尔斯泰一样宽容人、爱人，爱每一个人，那怕这个人为难过我也罢，反对过我也罢。要大善大爱，至善至爱。每个人都活得很不容易。人生就那么短暂，何必兵戎相见、恩恩怨怨呢？能做善事就尽量地做善事。我做过一件事，我的妻子至今做为嘲笑我的一个证据：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我在村里做兽医。来了一卖兽药的。我将这个人领进家管了一顿饭，妻子以为那人是我的朋友或熟人，其实，我对这个卖药者不知姓名，不知家住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个人饿了，需要吃饭，我就管他一顿饭吃。

    陪我一同检查的有尹家务乡的党委副书记黄引耀。在我的眼里，引耀也是一个德行很好的人、一个很成熟的人。我们到了托卜务村，见到了姓黄的村长，黄村长五十多岁，中等个子，说话声音宏亮、干脆利索，他给我们汇报了“创建”活动。

    和凤翔的许多村的农民一样。这个村的村民将厕所建在院门前的街道上，这种生活习惯是有其弊端的，但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村民们习以为常了。殊不知，这样做不但不雅观，而且，一开春，整个街道上就有了厕所的气味。为了改变这个陋习，黄村长组织了几个村民挨家挨户去拆除厕所。大多数村民能够配合黄村长开展工作。一些村民对此不能理解，难免就发生了纠纷。眼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体制上的某些不健全，基层干部对农民缺少制约手段。因此，大量的问题必须靠基层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靠人格力量，靠智慧去解决。在汇报工作中，黄村长有些激动，他显然受了不少委屈。黄村长说，他就是拼上命也要把工作向前推动。他告诉我们，有一户人家的树木栽在了公路畔，树的枝桠曾经绊倒了去学校读书的孩子们，险些酿出祸端。这一次，黄村长派人将树砍了，这家的主人仗着他是国家公务员，威胁黄村长要砍断他的腿，并要黄村长拿钱来了结此事。为此，黄村长很气愤，但是他理直气壮，毫不畏怯，拿出了对人民群众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去对待、处理这件事。在农村，多一个黄村长这样的敢于负责的基层干部，农村的面貌就能快一点改变。

    我几次给基层干部讲过，我们的基层干部包括县、乡两级干部，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诸多矛盾交给了我们。因此，我们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要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尤其要学会应对复杂的局面，应对突发事件。

    那些在机关的办公室坐腻了的干部，常常到基层来指手画脚，恐怕要叫他们当一名村长或乡长也是难以胜任的。不仅是他们缺少能耐，他们缺少对农民那份感情。

    2005年12月21日 星期三 晴

    应姚家沟镇党委书记宁怀彬和团县委书记屈亚琦之邀，今天下午去姚家沟镇参加团县委牵头举办的“手拉手献爱心”活动。

    这一活动是县城竞存中学和姚家沟学校结成的一帮一活动。

    凤翔县竞存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学校。竞存中学的领导们在学校开展募捐活动，学生们捐献了800多件衣服。竞存中学派了10多名学生将衣服送到姚家沟学校，给姚家沟学校就读的学生们。

    天冷了，山秃了，山里的冬天比平原上的冬天坚硬得多，迎面而来的风像留在一张白纸上的感叹号一样惊人。这就是寒冷。沟渠里结下的冰被灰色的渠道衬托得尤其白。天气虽然晴好，但太阳的光很有限。

    一大群山里的孩子们坐在午后的太阳地里，坐在教学楼前。他们的脸蛋儿红扑扑的，睁大着尚还稚嫩的眼睛看着从山外来的同学们，看看堆在他们眼前的毛衣和棉衣。寒冷似乎在这些学生们的身体之外。也许，他们的内心是热乎乎的。

    我看见，有几个小娃们的手冻破了，结了痂。山里的孩子们读书真不容易。有些孩子要凌晨五点起来，从山里面向学校走。到了12月中旬，这里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三四度。想想看，孩子们刚从被窝里爬起来，寒风如同鞭子一样抽打，他们冻得缩在一起，不停地走啊走……这情景真伤情、真感人。如果下雪天或下雨天，他们要顶雪冒雨，艰难地在山路上行走，他们的人生从一开初就踏上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不要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就和平原上农村里的孩子相比，他们的求学之路有多么不易！即使在学校里住宿的学生同样在受苦，宿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温度在零度以下。据学校教师说，孩子们睡觉时必须用被子蒙住头，不然，会冻坏耳朵的。

    艰苦的环境是一座学校。我想，让那些身处在优裕的环境中依旧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在山里的学校来上一堂课，可能要比家长和老师的说教作用大得多。让那些动辙就贪污受贿上亿元、上千万元的官员们在这里来吃一顿学生们吃的白开水泡冷馍，他们是否可以良心发现，产生罪恶感呢？

    古人云：饥寒出才子。这固然是经验之谈。但是，人的生存环境也是双刃剑。恶劣的环境可以成全人，也可以摧残人。我们当然希望孩子们能在优越的环境中受到良好的教育。

    学生们受冻，教师们照样受冻。在这里教书的教师们的生活有多艰苦，我就不必细细地叙说了。据怀彬说，去年，有6个从学校毕业的女孩儿被分配到了姚家沟小学。她们和学生们在一起，看起来很青春，充满着激情和活力。但毕竟生活在山里，她们那细嫩的皮肤能经得住山风的啃咬吗？也许，有一天，她们走出山里时，脸面粗躁了些，但精神更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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