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挂职日记(九)

    2005年8月5日 星期五 阴

    今天上午和忠印、怀彬一同去姚家沟的涧渠。涧渠曾经是姚家沟北边的一个乡，现在已经和姚家沟镇合并了。

    我们出了姚家沟，一直向东北方向走，钻进了一条山沟。山沟窄而狭长，一条公路和一条水渠被两边的高山紧紧地夹住了，头顶的天被夹成了一绺子；两边的山把小车像挤牙膏似的挤出来之后，山势缓慢了，山的曲线不再狰狞。坡地里的玉米从容大度地从山下边爬上了山顶。满眼绿色，一腔清香。

    涧渠在一条川道里，涧渠河把川道切成两半。川道里的玉米长势很好。据怀彬说，这里的玉米每亩高达1800斤。这是适宜长粮食长树林长花草和长人的力气的地方。

    昔日的乡政府大院面向涧渠河，傍着一座山。一名看守乡政府院子的干部接待了我们。乡政府大院静谧而空旷，几座面目陈旧的大瓦房无奈地守候着乡政府的历史。我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走了一趟，脚下的回音响亮而久远。我注视了几眼厕所旁边几朵开得正艳的粉红色的花儿。人走了，花儿毫不偷懒地开了，败了；败了，再开。人世沧桑，万物难知。

    从乡政府出来，小车爬上了乡政府旁边的一条路。路是土路。路上的树荫很稠，路两旁的茅草时不时地扑出来妄图咬住小车，但却没有咬住。爬到山顶朝下看，天空突然开阔了，一片一片的玉米地锁住了山坡，山坡显得很富有很丰满。

    怀彬领着我们到了一个小山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村支书记四十岁左右，高个子，长型脸，双目极有光彩。他告诉我，这个自然村是一个村民小组，有十六户人家，居住比较集中。我们从街道上走过去，只见几个年轻人围拢在一起打扑克，几个中年人坐在小凳子上好奇地看着我们。

    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没有院墙，一眼可以看穿的厦房和草棚表示着主人的经济状况。山里的无遮无拦和平原上的院门紧闭反映了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

    我们走进了村头的一眼窑洞里，一脚跷进门槛，一股浓烈的霉味儿扑面而来，我抬眼一看，窑顶和窑壁上如着了漆一般黑。邻窑口的地方盘一张土炕，炕上坐一个老太婆，老太婆有七十多岁了吧，她干瘦干瘦的，身体显然不是很好，但头脑倒很清醒。据她说，她住的窑洞有六七十年了。到了窑老里，我一看，窑老里堆着几十个蛇皮袋子，我用手捏了捏，袋子里装的是玉米和小麦。我明白，老人家不会为吃粮而发愁的。老人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的媳妇三十六岁，最近患病去世了，老人和大儿子和几个孙子在一起过日子。怀彬把我们领进了老人的灶房。怀彬说，他每到农民家里先去看看灶房，看他们吃得如何？怀彬具有悲天怜人的情怀。老人的灶房在一座草棚里。灶房收拾得很干净，案板上除了和面盆、瓷碗还有两根洗净了的大葱。怀彬揭开锅板一看，锅里倒没有剩饭剩汤。

    老人的长孙站在院子里，约摸十七八岁的样子，长相老老实实的。我问小伙子读过书没有？他说读到了三年级。我问他，你每天除了干活以外还干什么？他说睡觉。我说睡完觉呢？他说，干活。我问他会打牌不会？他说不会。我问他，你农闲时节干啥？他说不干啥。

    出了院子，向前走了几十步到了第二户农民家里，主人是一个老年农民，头发已经花白了。他正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收拾泥模子。看样子，他会泥瓦活儿。不用问，坐在房檐台上背靠住墙壁的女人是他的妻子。这女人两眼似乎空空的，她时而看看我们，时而望着远处，一言不发。我问那个老年农民，家里几口人？他说，四口，有两个儿子。我问他儿子多大了？他说，大儿子三十四岁，二儿子三十一了。我说，你给儿子结婚了吗？他说没有。我说，咋还没有？他说，娶不起媳妇呀，一个媳妇要好几万元。我问他，家里种几亩地？他说三十多亩，只种一料玉米。他说一年收成好些，收入一万多元。

    我们到了村民小组长家里。村民小组长是一个三十三四岁年轻人，瘦瘦的，黑黑的，留着乌黑乌黑的长头发，看起来挺城市的。他的妻子戴一幅眼镜，个子不高，圆脸，大眼睛，穿一身粉红色的套装，一副学生模样。村民小组长住的是大瓦房，房间里十分整洁，家具、床铺摆设得有眉有眼。我们进去时，村民小组长的妻子正在看电视。村民小组长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儿子今年13岁，女儿8岁，都在读书。年轻人的妻子说，她是1975年生的，今年30岁，我略略有些吃惊，她17岁就生了儿子？怀彬开玩笑问那个女人：你是怎么样被他骗到山里来的？女人只是笑，不回答。她笑得很神气很甜蜜。村民小组长告诉我们，他的老家在甘肃省的定西县，定西比涧渠穷多了，他说，这里满山是宝，只要人勤快，就能过上好日子，而定西的山光秃秃的，付出的再多也得不到回报。他说，他的媳妇是从定西老家来的我猜想，女孩儿十五六岁就被小伙子领来了，领来之后就同居了，他们自然得孩子早。这小俩口的日子过得不错，有大瓦房，有农用机动车，有摩托车。怀彬给那女人说，这是新来的县委冯书记，来你们这里看看，你们咋凉冰冰的？快去泡茶。女人说，我还以为是从山外来的收核桃的。女人一开口道出了山里人的忠厚，也说明，我一点儿也不干部。

    我们走访的第三户是回民家庭。同样是没有院墙，院子在村子的西北角，独家独户的，院子如同一把镰刀挂在山坡上。院子的崖畔下有一间半简易土坯房。我走到土坯房旁边一看，后墙快倒了。我叮咛院子的主人——一个三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一定要把那墙收拾一下，不然，下雨天让雨水泡倒了是要出事的。小伙子憨憨地笑了笑说是呀，但面部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们刚一进土坯房，坐在炕上的女人就嗖地下来了，她没有穿袜子，趿上了鞋，匆忙出了房间，站在了院子里的玉米仓旁边。怀彬给我说，小伙子叫黑娃，出去的那个女人是黑娃的媳妇。我一看，房间的右侧是一张土炕，左侧是一张小方桌，方桌上放一台电视机。房间里很小，不见衣柜。令我注目的是迎面墙上的那个相框。相框里有黑娃媳妇的几张照片。有两张是艺术照，照片上的姑娘很光彩，笑得很灿烂。从照片上我能窥见出黑娃媳妇做姑娘时的心境和许多少女一样，她无疑也有过天真、直率和单纯，也憧憬过未来。

    从房间里出来，怀彬和忠印进了做灶房的窑洞里，我走到了玉米仓跟前去和黑娃的媳妇说话。我问女人，家里几口人？她说四口，一儿一女。孩子多大了？女人说，女儿15岁了，儿子7岁了。我一看她还很年轻，长相也很周到，就有些惊诧：你今年多大了？女人说她不知道。我以为她不愿意说，就说，真不知道吗？她点了点头。我说，你是什么属相？她说是属虎的。我说那就是1974年生的，74年的今年多大了，你不知道？她只是一笑，笑得没愣两可。凭我的人生经验，我一看，她的智商并不低，而且是比较聪慧的女人，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呢？我问她是什么样的文化程度？她说一天书也没念。我说，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吗？她说不认识。即使是文盲也不至于弄不清自己的年龄吧？也许，由于种种原因她不愿告诉我；也许，她确实不知道。我不好判断她的心理。

    我继尔问黑娃是什么文化程度？黑娃也说，他一天书都没念过。我难以相信。跟随我的村党支部书记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他告诉我：真的，这两口都是文盲。我说你们进学校的年代在改革开放初起，生活好多了，咋不念书呢？黑娃说，那个时候家里穷，地分到户以后要人作务，他十三四岁就吆着牛在坡地里犁地、种地，没有机会上学。我问黑娃，这个村子里像你这样没念书的多不多？他说也不多。我问他收入情况，他说，一年收入万把元。我说，收入不算少吧，咋不把房子收拾一下？他说，房子还能耐活。黑娃说的是实话，他把自己的生活目标只确定在“耐活”上，也就说活一天算一天。我问他，农闲时干什么？他说，打打牌说说闲话，天一黑，就睡下了。我说夜这么长，咋睡得住呢？黑娃说，没干的啥就睡觉。

    我不由得想起了刚来凤翔时，一个基层干部给我说过的一件事，他说，他到山里来，问一个牧羊的少年：你咋不去读书？少年说，他放羊能卖钱？他说，卖钱干啥呀？少年说，盖房子。他说，盖房子干啥呀？少年说，盖房子娶媳妇。他说，娶媳妇干啥呀？少年说，生娃呀。他说，生娃干啥呀？少年说，长大放羊呀。少年的回答给一些山里人的人生画出了一个圈圈。这个圈圈一环套一环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当我从黑娃家的院子里出来的时候，心里有一股很难说清的滋味。我走访的下一户农民将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祖祖辈辈按着圈圈的轨迹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山外是什么样的世界，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永远在他们的生活以外。我不能用好和坏来界定他们的生活状态，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确实没有什么不好。山里人一脸的坦诚、直朴，他们的欲望很简单，生活也就很单调。而诚里人不是一脸的浮躁就是一脸的忧郁，他们被欲望所捉弄，整天为明确的目的去奋争，人难免被物质异化。

    2005年8月8日 星期一 阴间小雨

    今天上午去柳林镇。

    柳林镇的乡党委书记陈升利是从县委院子里走出去的乡镇领导干部，有思想，有处理农村诸多难题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谈到了农民的情绪问题。他说，他比较关注农民的情绪。一些农民确实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对抗情绪。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年人，特别怀旧，他们还暗暗企盼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农民虽然普遍很穷，他们中的一些人活得很体面很荣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好，儿女们大都没有作为。可以说，他们毫无思想准备就进入了生存竞争很激烈的商品时代。他们的心态并非很正常。当然，农民的情绪之所以对立，主要还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城乡差别拉大，腐败现象严重等原因。

    从1957年的农业合作社到1982年的分田到户，这几十年间，在国有和集体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农民付出的最多。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农民交了公粮还要交价格很低的“购粮”；尽管收成并不好，附加的什么“爱国粮”、“支援世界革命粮”，一斤不少。生产队里的每一头牛，每一件公有农具上都凝结着农民的汗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乡村学校要农民掏钱去修建，乡村道路要农民自己掏钱去铺设，包括村干部的工资、广播线路、农业用电线路等等费用都要靠农民掏腰包，名曰：三统一筹。年轻的农民去城市打工，得到的工资是微薄的，他们把城市建设好以后却无权享受城市。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回到农村一看，城市和农村显然是两个天地。他们的内心难以平衡，情绪更加对立。

    那些根本不了解中国农村现状、农民现状，特别是不了解农民情绪的经济学家们、学者们，住在舒适阔绰的房间里，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坐在电脑前随心所欲地排列组合汉字：什么“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严重”；什么中国文化的劣根坏点就是“平均主义”、“太平思想”；什么农民要求“大家都一样”是不思进取的表现等等帽子向农民头上硬扣。他们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观照当代中国农民生活，用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照农民的生存状况，无视“蛋糕”切得不均的现实，无视农民的感情。不是农民要搞“平均主义”，他们的生活水准和城里人无法相比。叫这些人到贫困的地方去看看，就知道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即使生活得比较富裕的农民，他们也有对立情绪，他们要求农民地位的提高。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吗？和谐的首要条件就是公平、公正。农民对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呼声很高，是因为这很符合农村的实情，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陈升利陪我走了一趟叫做彭祖塬的小山村。彭祖塬在一条山岭上，岭是土岭，东西大概有二三公里宽，坡度比较缓慢，土质大概不错，地里的高粱和玉米长势还可以，玉米结了棒，高粱吸饱了浆。

    村党支部书记个头不高，伸出来的手很粗躁，手指头短而粗。村支书家里有8间砖木结构的厦房。儿子在岐山县的702厂打工。自己种13亩地，养4头牛，日子过得还不错。

    临行时，陈升利说，柳林镇有一个村，几年来只娶进了一个媳妇，小伙子都到外县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本来，男到女家，这很正常。但这里的农民认为给儿子娶不到媳妇是父亲没尽到责任，有失脸面。因此，他吩咐我不要和村里人谈儿女婚嫁之事，所以，我就没有再问村支书。无论生活状况如何，农民总是要坚守自己所坚守的尊严和自尊。尊严和穷富、地位无关。人应该为自尊和尊严而活着。一个有自尊和尊严，这个人才会有希望。同样，一个有自尊和尊严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虽然，我们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疯狂的时代；虽然，笑贫不笑娼已成为一些人所采用的价值观。我们的农民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自尊和尊严，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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