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挂职日记（十二)

    2005年8月24日 星期三 多云

    今天上午，姚家沟财政所的军超陪我去涧渠。军超是凤翔业余作者中的佼佼者，发表过一些散文，很有文字功夫，只要坚持搞下去，就会有前途的。

    山里的秋天，眉眼已经很分明了；天上的云高了、白了；迎面而来的风乖了、软了。

    刚上路不久，只见一个拉着架子车的女人从前面走来了。我叫景师将车开慢一些，好看个仔细。女人高挑个子，一件黑短袖衫，一件黑裤子，大约有二十六七岁，瓜子型脸，脸庞白暂，很端庄，很美。架子车里放置一条蛇皮袋子，袋子上坐一个三岁多的男孩子。我猜想，她大概去什么地方磨面。她的丈夫是山里的农民吗？是长相英俊的小伙子还是相貌平平的中年人？丈夫对她怎么样？她的家庭生活幸福吗？她能意识到她的美吗？我猛然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是把他们叫醒呢，还是叫他们睡着？连鲁迅先生也在犹豫。可见，唤醒一个人并非小事。如果把她唤醒，她意识到她是那么美，她可能会很痛苦，可能会不满足山里的生活；如果叫她睡着，她的美将交付给这人烟稀少十分偏僻的大山，她将会被一堆平平淡淡的日子埋藏。面对漂亮的山里女人我难免有一种凄婉的感觉，只能扼腕叹息。

    小车走不多远，又碰见了一个放牛的女人。女人穿一件米色上衣，头发染成了粟色，中等个子，圆脸盘，很丰满。如果不是她手中握着一根短棍，谁也看不出她是放牛的女人，会以为她是来山里采风的艺家。她给我的印象很城市。我起初以为她是放假回来的大学生，她挎一个布包，缓缓而走的样子很文气很学生。走近一看，才觉得她很女人了，而且女人味十足。她没有拉架子车的女人漂亮，但我感到她很有气质，很有魅力。我眼看着她和她前面的两头牛被树木和庄稼淹没了，被山沟和山梁架走了。她不知不觉地在生活的河流里漂荡着……

    到了涧渠。上了一道山梁，土路很窄，路两旁的蒿草蓬在一起，小车像在水中奔波似的硬向前挤。从山梁上下去，走到一个开阔处便是村支书记老胡的家。院子里只住老胡和另外一户农民。老胡有五十岁上下，个子不高，留小平头，肤色微黑，双眼看人时略略下垂，但目光温和。老胡的老家在四川的绵阳。他从四川到姚家沟的山里来已经三十年了。年轻的时候，他在山里也算吃了不少苦。老胡言语不多，略显深沉。老胡家也是没有院墙。他有两座大瓦房。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女人两个。女人放牛去了。从家里的摆设看，老胡的日子过得比较滋润。

    从老胡家出来，我们到另外一个村组去。小车离开院畔，从原路返回。土路在崖畔下。只见路旁有一幢草棚，我叫景师停下车。老胡领我向草棚跟前走去，我老远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蹲在草棚旁边的院畔烫鸡毛。我以为这女人是主人家的女孩儿就喊了一声：女子！老胡急忙纠正：她不是女孩儿了，是这家的媳妇。我走近一看，这女人是一副娃娃相，个子不高，圆脸，脑后扎一马尾辫。大概由于长年不洗头发，头发不亮，头发上沾满了灰尘。她的上身是女式西服，裤子穿得很扭昵，裤腿也是一条高一条低。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失去了颜色。烫鸡毛的盆子跟前蹲一个约摸五十上下的男人。老胡告诉我，那是女人的邻居。不远处站一个男孩儿，女人说，娃是她的，二岁多了。我问女人今年多大了，她说不上来。我问她是啥属相，她说她不知道。我问她，你生于哪一年？她说1977年。她说，她是1997年随丈夫来涧渠乡的。说了两句话，女人一心一意地拔鸡毛了。老胡告诉我，这女人姓何，是他的四川老乡。

    我抬头一看，草房歪歪扭扭的，草房上的毛草发黑发枯。大概下雨天漏雨水，茅草又苫上了油毡。推开草房的双扇门进去，老大一会儿看不清草房里的物件。呆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才看见右边盘一张土炕，土炕上有一张发黄发黑的席子，有两床被子。草房里不见一件家具，有两个塑料面料的大红色小箱子搁在顶头的架子上。我抬头一看，房顶如着了黑漆一般，比黑幕黑锅还黑。站了不一会儿，一股呛人的烟味儿涌来了，眼睛被熏得睁不开。原来，隔墙上掏了一个洞通往灶房，女人正在灶房里烧水，烟走不出去，顺理成章地到房里来盘旋。老胡告诉我，这草棚有三四十年了。草棚里原来住一户河南人，河南人走后，这女人一家就搬进去住了。我走进灶房问女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女人说不怎么样。我问她家种多少地？女人说三十八亩。我问女人，你丈夫呢？女人说，下边去了。老胡告诉我，女人的丈夫去叫    推土机，他准备将院子再推开一点，重新盖房子。这草棚老得不行了，快要倒塌了。我真难以想象这一家人在这草棚里怎么过日子。

    从草棚旁边的土路上爬上去，又下了一道坡，到了一个村街。街道上有十几户人家。村头的这一家人正在用推土机推院子，准备盖房。老胡告诉我，主人姓黄。我一看，老黄个子不高，精瘦，人很精神，听口音也是四川人。我们都穿上了夹衣，而老黄依旧穿一件汗衫，额头还汗渍渍的。走进老黄的房子，房间里乱糟糟的，如同子麻、玉米和谷子种在了同一块地里；但是，房间里有沙发、有茶几、有电话机。沙发旁边堆了一大堆空啤酒瓶子。我问老黄种多少地，他说四十多亩，养十头牛。仅10头年就有一万多元的家当。我以为，他的日子过得好，他却说，拉了一屁股债。我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大儿子前些年在少林寺学武术花了五六万，现在，在上海给私人当保镖，也不挣钱。他说，二儿子在家种地。老黄说着，打开了啤酒请我喝，我没有喝。老黄对欠帐之事只随意说说，似乎是无所谓的事。从他说话的语气中能判断出，他是一个很开朗的农民。

    军超告诉我，老黄是一个不会活人过日子的人，一年的收入确实不少，但是，有了钱就海吃浪喝，甚至请三朋四友到凤翔县城或宝鸡市大吃大喝，或者通宵打麻将。今日有酒今日醉是老黄的生活方式。像老黄这样的人把生活不在心中放，也不给自己施加压力，也没有长远打算。过日子就好像赶路一样，走到哪里天黑了再说哪里的话。生活是难以承受之重，也难以承受之轻的。生活太沉重了会把人压扁的，生活太轻飘了就会像老黄的房间一样纷乱如麻。

    街道中央有一棵皂角树，皂角树很粗很老了。在皂角树下有一户人家，这家人照例没有院墙。我们走了进去。军超告诉我，主人姓陈，七十岁了。院子里收拾得倒干净。陈老汉没在家。我们随着老太婆进了厦房。老太婆个子不高，头发几乎全白了，但很精神。

    我问老太婆家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老太婆说，家里的事全坏在二儿子和他的媳妇身上了。据老太婆谈，2003年，二儿子经村里人介绍，娶来了甘肃秦安的一个姑娘作媳妇，娶媳妇花去了二万多元。一年后，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刚满一岁，媳妇就领着孩子出走了。儿子去秦安找媳妇。到了秦安一看岳父家的草棚塌坍了一半，岳母一个人住在破烂的草棚里，岳父出外打工了，岳母也不知道女儿去了哪里。儿子白跑了一趟秦安。没多久，他又去找，还是没找见。后来，陈老汉去秦安找儿媳，终于把儿媳找回来了。可是，儿媳在家里只住了二个月，又出走了，出走时，卷走了家里一万元的存款。

    老太婆说，儿子和儿媳的感情还好。这叫我很难相信。

    据军超说，陈家的儿媳妇高高的，胖胖的，白白的，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而陈家的儿子则显得木讷了些，言语少，不灵透。我猜想，陈家的儿媳出走不是为了吃为了穿。也许，是女人嫌弃丈夫；也许，是性生活不和谐。总之，是为了感情。山里的女人不可能不看重感情。爱，在每个人心中。贾府里的林妹妹为爱而愁结百肠，贾府里的下人焦大未必就没有所爱。为了爱，山里人更显得勇敢些；为了爱，他（她）们会奋不顾身，毫无理智。因为，他（她）们从小就生活在无遮无拦的环境里，思想上本来就少了几份禁锢。出走，是他（她）们实现爱的理想的一条很窄的无奈之路。然而，撇下丈夫去寻找自己的爱情生活确实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给男人造成的心理疮伤远远大于经济损失。

    从这一户农民家里出来，军超建议我去麦家湾看看，他说，麦家湾是米面瓦缸，土地肥沃，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于是，小车从山顶上下来，穿过涧渠河，爬上了河西岸的山梁。坡很陡。幸亏景师车开得好，小车从高低不平、蒿草长得很凶的土路上钻过去，上了山梁，从梁上往下看，坡地里的玉米如同油毛毡一样铺下去了。

    我要去见的是村里的一位老干部。

    我们到这位老干部的院子里时，他在院畔下打核桃，他的女儿和外孙在家。老干部的女儿站在院畔连喊了几声，不见回答。于是，我们按照这女子的指点，顺院畔下去，让从草丛里伸出来的小路把我们带到了半沟里。这时候老干部从核桃树上下来了。他有一张长型脸，头发花白了，但腰背挺得很直，双眼很明朗，说话吐字如水洗一般干脆、清楚。虽然是上坡路，他的步子跨得很大，不喘粗气，我在后面很难跟上。

    一同到了老干部的院子里。我们坐下来，一边吃核桃，一边说话。老干部告诉我，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文革前就是生产大队里的大队长。那时候，他要管七百多人，而现在，全村只有186人。谈及过去，老干部的表情和言语里无不露出自豪的神色。对他自己的人生，他是自信的、肯定的，没有遗憾和后悔。

    据说，这位老干部年轻时确实很有个性，很能干。他曾经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这女人很有姿色，而丈夫却又老又丑。老干部和这女人相好以后断然和妻子离了婚，随之，和这个女人结合了。婚后，两个人十分恩爱，虽然是老夫少妻，两人很和谐，并生有二个女孩儿。

    据说，这件事当时在涧渠纷纷扬扬了。山里人只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感情是一种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东西。十分理智的人，只适合于做政治家。感情只符合人的愉悦原则，感情有时候会跨越理智的蕃篱的。如果像眉户剧《梁秋艳》中所唱的那样：我爱你，因为你能绣花能擀面地里劳动顶住男子汉。那么，这种爱里的感情因素就很少了，因为爱情的价值取向很世俗化。

    下午，从涧渠回来。去张家山走访。

    张家山被两面山紧卡着，庄稼人住在山梁下的沟道里。沟道显得很阴沉、很低靡、很自卑。我所走访的这一家在沟的东边，从一座石桥上过去就是，这一家人也在山梁下。

    据军超说，这一家人的主人姓靳，有三十六七岁。靳不在家，我们见到了他的爱人。我们到院子时，靳的爱人张桂花正在牛圈里收拾牛粪。张桂花有三十三四岁，长相端正，椭圆形脸庞，单眼皮，眼睛晶亮晶亮的，看人时，眼睛似乎在笑着。她的牛仔裤上缀有朴素的花朵；她没有穿袜子；一双布鞋很旧了，鞋邦上粘有泥污。张桂花将我让进了厦房。房子有一间半大。屋内有一件旧立柜，二件旧箱子。炕上的席子黄而发黑，可以看见孩子尿过的遗痕。村长告诉我，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不太好。不用多问，我能感觉到他们生活得不容易。张桂花说，她家种二十八亩地，每亩地的收入还不到200元。二个孩子在姚家沟镇的红旗化工厂子校读书，儿子读一年级，女儿读四年级。他们家距离红旗化工厂子校有8里路。冬日里，天寒地冻，气温低到零下十多度，孩子们天没明就起来，迎着砭人肌骨的寒风去学校，在学校里用开水泡馍对付大半天的生活。张桂花说，她们如果有钱就可以在镇上租一间房子，让孩子住在那里读书。

    在农村里，像张桂花这样的农民不是一家两家。他们没有被生活所打倒，硬是用顽强的毅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把生活的磨棍推着转。生命之火不会在这些农民心中熄灭的。

    不一会儿，张桂花的儿子走进来了。孩子是两个红脸蛋儿，但伸出来的手乌黑乌黑，手上的垢甲很惹人眼目。我给张桂花说，你给孩子洗漱干净些，把孩子管好。张桂花笑了笑说，没有时间管他。山里的孩子如同坡地里的树木，吸吮着大自然的乳汁成长。我知道，不是因为穷而不讲究卫生，他们缺少这样的生活习惯。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我们要引导他们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使精神生活也能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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