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挂职日记（十一）

    2005年8月12日 星期五 阴间小雨

    今天，和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一块儿去柳林镇检查创建“绿色家园”活动。细雨濛濛，天气非常凉爽。

    柳林镇柳林村的村委会主任谈到了村级债务问题，对这个遗留问题，村干部觉得很难办。据村委会主任说，柳林村的农民欠集体现金有19万多元。全柳林镇的村民欠款有20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农民当年没有交的提留款和税款积累下来的。当时，农民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就没有原因而不交提留款和税款，迫于无奈，村委会就以村上的名义贷款给农民垫支，这些贷款加利息越累越多，使村级债务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硬块。

    村干部对这些债务的归还问题很焦灼，因为利息很重，20万很快地会滚快25万或30万元。而上边则要求，不要向农民追债，以此避免不稳定。其实，这些债务的存在形成了新的不和谐。当时，那些老老实实的农民，那些遵纪守法的农民，都按时交了提留款和税款，现在，觉得吃了亏。而一些有交款能力而没有交款的农民反而占了便宜。用农民的话说：现在的做法是拉住不放，跑了不撵。看来，诸多的不公平、不和谐都是人为的。

    2005年8月15日 星期一 小雨

    昨天，回到省作协和单位上的几位作家谈起了目前的农村状况，谈到了县、乡、村三级干部问题。

    在农村生活了几个月后，我才明白，目前诸多的影视剧也罢，文学作品也罢，之所以不叫座不叫好，原因是，作家们对农村生活简单化了、粗卑化了、庸俗化了、势利化了。他们要么把县、乡、村干部写得很腐败、很低劣；要么，就把他们拔得很高，差一点写成了“高、大、全”的形象。其实，农村问题很复杂，把县、乡、村三级干部更不能简单化。

    凤翔县的实际情况是，县、乡、村三级干部都很辛苦。目前，许多矛盾都交给了这些干部，如果他们缺乏智慧缺乏能力缺乏一种精神，这些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县委书记赵晓明同志住在我的隔壁，他几乎每天晚上到了午夜一点才睡觉。有一天晚上，我睡了一觉起来，一看表，已快凌晨3点了，我听见，他还和谁在房间里谈话。白天，他除了开会就下乡到农村去解决实际问题。在我看来，晓明有思想、有能力、有激情、有实干精神，是一位很不错的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宁永哲常常带病工作，是班子里的表率。县长何存贵援过藏，在宝鸡市水利局工作时，独当一面，建成了拦河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很有魄力，很讲求实际，很得人心的县长。我们的几位副书记才四十岁上下，为工作呕心沥血，头发白了不少。工作在第一线的乡镇干部更辛苦，有些乡镇领导中午挂吊针，下午去农村解决问题。这些干部确实把自己的激情、精力、心血全都用在了工作上。

    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腐败现象确实很严重。中国共产党人中确实有诸多优秀分子。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潭。

    2005年 8月16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晚上，去凤翔县移动公司参加捐款仪式。

    移动公司给唐村乡的一个贫困学生捐款，邀请我和忠印、永杰一块去参加。

    我们在移动公司见到了这个家庭很贫困的女孩儿。女孩儿十八岁，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稚嫩的大眼睛里透着一缕忧郁。据女孩儿谈，9年前，她的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腰椎，下腰瘫痪在床，失去了劳动能力。年轻的母亲没有改嫁，拉扯女孩儿和女孩儿的弟弟长大成人。女孩儿奋发读书，去年考上了大学，她没有学费，写信求助于县委书记赵晓明，晓明批示教育局全力帮助女孩儿上大学。县教育局的局长鲁立当过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很强。他接到赵晓明的批示后，立即为这个女孩儿上学之事奔走，县教育局和县移动公司取得联系后，开展了这项活动。

    县移动公司捐助了5000元。我和副书记孙忠印、王永杰以及县教育局的局长鲁立每人捐助了200元。女孩接到捐款之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然，这些钱还不够用。然而，她得到的不只是钱，她得到的是人情的温暖。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会像甘露一样滋润她，使她在逆境中有信心有希望。通过这件事，女孩儿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统计，中国的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中，只有15%的款是富人捐的。目前的现状是，国人中15%的富人或亚富人占有了85%的收入较低的人的财富。富人不捐款当然有种种社会原因。但这不能不和他们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缺乏怜悯同情之心，缺乏爱心和善举。他们其实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贫困户。

    2005年8月19日 星期五 阴间小雨

    今天上午，去县教育局参加“张勇奖助学金”和“兰圃奖学金”领发座谈会。在会上，我代表县委讲了话。

    面对着18名贫困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我的心情很沉重。

    据鲁立讲，这18名学生中，有孤儿、有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有家庭特别贫困的孩子。突如其来的灾难降在这些家庭里，孩子们稍谙世事就背负着艰难的生活，就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还未走入社会，贫穷就像一双手紧紧的拽住了他们，使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分外吃力。我看着这18张陌生的面孔，仿佛看到了我的少年生活，我也是从艰难的境况中走过来的，不仅承受过贫穷也承受过人格的凌辱和精神上的折磨。家寒出才子。我相信，这18个孩子是会拥有未来的。贫穷的生活锤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他们是不会被生活所打败的。从逆境中走过来的人大都是硬骨头。

    鲁立告诉我，他们在走访这些学生时，一整天，没有在学生家里喝一口开水。因为，走进这些家庭，没有落坐的凳子，没有热水瓶，更没有茶杯。大多数孩子的家庭只有几间颓败的厦房，除了劳动的农具，几乎没有什么其它家具可言。7名单亲学生中，5名学生的父亲因病或因事故在他们尚小时去世了，他们是在没有父爱的境况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这些母亲们勇敢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她们的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重负，她们用母爱的乳汁把儿女们养大了。

    当统战部的副部长鲁永利提名叫一个孩子的母亲发言时，我怀着敬意打量了这个女人几眼，她大概只有四十一二岁吧，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身材瘦小，面目黝黑，但目光中透出的是强悍。我注意到了她的一双手，她的手确实很粗燥。而正是这双手托起了家庭的大梁，使儿女们的生活没有塌坍。她只说了两句话便哽咽不已。此时此刻，也许，她放开喉咙大哭一阵子心里才会适服一些，她是怎么把儿子拉址大的，她是怎么把儿子送进大学之门的，这本身就是一部辛酸史，一部奋斗史。她只能用泪水来感激好心人的资助。

    500元的资助对于孩子和父母亲来说，只是心灵上的一点安慰；500元和昂贵的学费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孩子们要踏进大学之门，必须拿出五、六千元来。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要花费一万元。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第一年勉强凑够了这些钱，明年呢？后年呢？大学四年要四万多元，这对贫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资。孩子们要完成四年的学业，靠什么呢？这不能不使人担忧。

    为了孩子上学读书，农民们几乎把自己的血汗榨干了。一亩地才能收入三百多元，一年打工才能挣四、五千元。一家人要吃要穿要看病。农民怎么承受得起？

    据鲁立谈，凤翔县每年新入学的大学生需要1亿多元费用，加上其它三个年级的大学生的学费，仅高校每年就要从凤翔县拿走四个亿。对于凤翔这个农业大县来说，四个亿是惊人的数字。

    当穷苦人家的孩子用抖动的双手把沾满汗水和心血的钞票递进学校收款处那深不可测的窗口之时，他们的父母亲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将会以各种名目流入一些人的腰包。我们不能无视高校腐败和学术腐败。我们的一些教授们拥有的高级轿车里，拥有的宽畅的住房里，拥有的名贵服装里装着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是农民的，是工人的，是普通干部的。他们用质问的目光在问：你们的得来和付出是对等的吗？你们挥霍的钞票中有没有我们的汗水？

    是谁把教育变成产业的？是谁把校长变成了经理或厂长？是谁把学生变成商品或产品？给农民每亩地补贴11元，给农民减去了每户一二百元的农业税固然是一大进步，是农民的福音。可是，和昂贵的学费相比，和天价医疗费相比，只是杯水车薪。我们的理论家，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坐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给老百姓解释和谐社会的时候，殊不知，一个农民顶着毒辣辣地日头或者在寒风刺骨中劳作一天才挣10多块钱。而一个歌星唱两首歌就要收入几十万元，一个“卖嘴”的讲一两个小时课就收入几万元。收入差距之么大，能和谐吗？究竟什么是和谐社会？我想，要和谐，那块大“蛋糕”应该切均匀才是。让穷人的孩子能读书，让困难的老百姓能住得起房，能治得起病，这恐怕是对和谐最起码的要求了。不和谐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不和谐是病垢，是否可以从根子上医治？

    2005年8月23日 星期二 多云

    今天，再一次来到姚家沟镇。上午和怀彬一起走访了亢家河的6户农民。亢家河村紧傍凤麟公路，交通便利。村里的大部分农民日子过得不错。眼下，农民们正在打核桃，或者收购、贩卖。随处可见骑在核桃树上挥动竿子敲打的农民或者用架子车拉着核桃去交售的农民。在路上见一中年农民，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嘴里叼着一根烟，腋下夹一蛇皮袋子，匆匆忙忙地行走。显然，他是去打核桃的。他的面部没有沉重的神色，叼烟的样子显得很轻松、很懒散。他的面庞可以说是好多山里人的缩写。

    亢家河村的党支部李书记将我和怀彬领进了一户周姓人家。据李书记介绍，周的日子过得不太好。

    周住在公路边的一眼窑洞里。没有院墙。崖畔下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作为周的灶房。窑洞里有一张土炕，没有任何家具，也不见放衣服的箱子。土炕旁边立一根洋槐木的柱子，柱子上挂一个相框。我仔细看了看，相框里有几张陈旧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周的全家照。照片上的周很年轻，妻子有一张秀丽的脸盘。我注意到，周的土炕上放着一部朱红色的电话。

    李书记作了介绍以后，周从窑里搬出来几张小凳子。我便坐在崖畔下和周交谈。周是中等个子，四方脸，脸色黑里透出红丝，并不浓密的头发向倒梳理着。他说他五十岁了，但其精神面貌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的目光有神，语速也快，给人一种西北汉子的强壮感。

    周的老家在甘肃的通渭县，兄弟6人，他排行老三。1982年，周从甘肃来到姚家沟给人当了上门女婿。周和妻子同居时，妻子只有17岁，小周整10岁。据村里人说，周的性格暴躁，为人处事的方法简单，和女人同居没多久就开始闹不和。1988年，23岁的女人丢下5岁的儿子，怀抱着只有二个月大的女儿离开了周，随父母一起到了河北邯郸。女人在邯郸和一个农民同居，生有一个女儿。

    女人一走就是17年。

    17年来，周既当男人又当女人，将儿了养活成人了。儿子很争气，今年考上了大学。据周说，儿子是在甘肃老家读的中学。老家还有周80岁的父亲，周的父亲很疼爱孙子。这几年来，周的儿子和爷爷相依为命。为生计，爷孙俩也曾抱头痛哭过。

    远在邯郸的周的女人通过姚家沟的人打听到了周的电话号码。17年后，周的女人突然打电话说，她要从邯郸回来，和周过日子。人到中年的周不再暴躁，显得很豁达很宽容，他没有责备妻子，他给女人在电话中说，你还是不要回来了，你既然又做了人妻，就好好地和人家过下去，你一回来，另一个男人又成了单身，你的女儿又失去了母亲。周的一席话将女人说得在电话中放声而哭。

    今年春节前，女人没打招呼从河北回到了陕西。做了6年夫妻，17年不见面，两人相见从何说起？周只是问女人，你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女人实话实说，她说，邯郸的丈夫和她经常闹矛盾，日子没法过了。女人啊女人！和女人还谈什么感情？男人对女人来说，只是一种需要，是生活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哪个男人能满足她的需要就跟着哪个男人走了。用当代一些人的解构，潘金莲因为武大郎的无能、丑陋，因为爱情而投入了西门庆的怀抱。而周这样的男人毕竟不是武大郎，他的女人为什么撇下他一走了之？当然，周是有性格缺陷的，但仅仅因为丈夫有性格缺陷而离开他？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男人和女人之间究竟有没有感情？看来，在强大的生活面前，爱情轻薄如纸。我多次说过，爱情是奢侈品，许多人是享受不起的。我还是渴望着衷忠不二的古典式爱情。

    周所面临的难题是：儿子考上了大学，他自己身上只有几百元。儿子的学费从哪里来？眼看就要开学了，周为此而奔走着。

    我觉得周的女人出走的17年间是很大的空间，这其间，两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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