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良好的公德似乎总被中国人羡慕，譬如说，美国人很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闯红灯。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美国，闯不闯红灯还要看是车是人，无论何时汽车都不能闯红灯，但行人却有闯红灯的“绝对自由”，比如，在纽约这样拥挤的大城市里，行人也常常乱穿马路。不过，总体来说，美国确实没有什么行人闯红灯，其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人都开车，除了在闹市，行人本就不多；二是大多数非闹市区车道都是为车设计的，车速快，如果行人要闯红灯，小命堪虞，行人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但中国人却常冒险。有个冷笑话，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过马路时闯红灯，被美国女友蹬了，说你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接受教训后，回到中国，又因为过马路时不敢闯红灯，被中国女友蹬了，说你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干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看，闯不闯红灯只是风险认识问题，与公德无关。

    所谓的风险认识，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理性取舍问题。同样是闯红灯，在中美的结果是不同的。在美国，行人闯红灯，司机们怕，只要人车相遇，不管

    谁有理，车都是无理的。中国不少司机往往在快撞到人时，忽然来个急刹车，然后探出头来破口大骂，甚至还有“宝马”车连撞数人的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两国对生命的理性判断存在差异。许多中国人常以物质化的东西衡量生命的轻重。按他们的理解，有车一族好歹有两个钱，坐在车里总有点优越感，就不该让着路上那些车都买不起的穷人。但在美国，穷人也买得起车，富人也可能走路，说不定被司机撞倒的可能是亿万富翁呢。

    美国这种打破以物质为衡量生命标准的努力很早就开始了。《亨利·福特自传》中说，一百多年前，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言道，要让每一个人买得起车，为此，他努力生产为普通人设计的国民车。这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带动了内需和良性经济循环。这种价值观和国民车的概念在很多国家都得到推广，比如德国的大众，意大利的菲亚特。

    而中国很多地方仍在推行歧视小排量汽车的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只有富人才能充分享受汽车的状况。因而，车仍然标志着我们阶层的划分，而不同阶层间，对生命的价值就有不同认识。在美国交通事故里出一条人命，法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在中国，很多交通事故里，医疗费比死亡赔偿金高出许多。所以，司机这行里有句残忍的话：“撞残不如撞死。”

    诚然，东西方对生命衡量标准的不同，并不能说明文明的优劣。《菊与刀》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曾惊讶于日本人宁可付出生命也要夺取胜利的价值观，认为这是东方文化中精神重于物质的传统。也正是这种原因，东方国家在诸多战争中，通常都能以“敢死”的牺牲精神获得胜利。在和平年代，对于精神、荣誉和名位的追求，也常常使东方人勤奋刻苦。当然，东方人“过劳死”的比例远远高于西方。（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