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但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虽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但我国历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推，历史纪年就难以考证。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世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代埃 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已经相继建立起年代学标尺相比，这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由夏商西周三代往上推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框定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建立这一时期的年代学标尺，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的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将我国有纪年的历史由公元前841年前推到公元前2070年，向前推进了1229年。

　　这份年表不仅框定了夏、商前期年代的基本框架，而且排定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纣王的12个王及西周10个王的在位年，填补了我国古代文明史中的一段空白。

一、迷茫与求索

　　在中国传统的农历中，清明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这是一个祭祀祖宗，怀念先辈的日子。

　　每年的这一天，无数的中国人，包括许多的海外华人，都要聚集到位于中国的腹地，黄土高原上这座古柏森森，浓荫蔽日的古庙，举行隆重的仪式--祭黄陵，以表达他们对这位被尊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祖先---轩辕黄帝的崇仰之情。

　　黄帝被中国人敬为“人文初祖”，相传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数算等等，都是在黄帝时期先后发明的，那是一个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其实，在中国，黄帝陵并不止一个，除了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那座规模宏大的黄帝陵以外，在河南省的灵宝市也有一座黄帝陵，宋代以前，人们常到此处祭祀黄帝。炎帝是另一个与黄帝同时代的传说人物，流传下来的有关炎帝的遗址陵园在中国有多处。除了在陕西的宝鸡市南郊的炎帝陵外，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湖北的随州市和湖南的炎陵县都有炎帝的陵寝。炎帝、黄帝的古老传说产生在文字出现以前，经由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才得以存留下来。它是远古时期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对圣君明主的期盼，对太平盛世的想往。同样，在现代中国地图上可以发现许多有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和夏王大禹的地名，如：山西的夏县、山东的禹城、河南的禹州，以及从南到北多处被称之为禹山的地方……。

　　这些地名的重复，传说与史实的混淆不仅仅出现在口耳相传的远古的人物和事迹中。事实上，中国早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中国，流传自今，最早的带有史书性质的古籍当属春秋时期成书的《尚书》、《春秋》和《左传》等为数不多的几部。由于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都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后人称之为先秦古籍。

[采访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志忠：
　　先秦古籍里直接涉及到历史性质的史书实际上只有两部：一部是《尚书》，一部就是《春秋》。《尚书》里主要反映从尧以来天子帝王的讲话和他们发布的命令，最后由孔子整理了一下，听说有百篇，但实际上传下来的没有这么多。 它是直接涉及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春秋》则是孔子以鲁国的《春秋》为一个底本，按鲁王排的年代，上起鲁隐王，下至鲁哀公，一共记载了一百多年的事。它还记载了以鲁国的《春秋》为纲，在同一个时空里其他各个诸侯国发生的事情。因此，它实际上是个编年的史书。]

　　在这些数量不多的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多经加工塑造，神话和故事交织，传说与史实混淆，疑云密布，真伪并存。在以后2000多年时间里，人们对这些先秦史学典籍基本上是全盘吸纳，深信不疑。这些为数不多的先秦古籍成了后人编写史书的源头，这就是中国史学研究中所称的信古时代。从春秋战国到大清王朝，留下的史书典籍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但是，被人们奉为正史的只有二十四部，这就是清朝中叶由乾隆皇帝诏令刊印的二十四史。中国人所熟知的《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由西汉的皇家史官司马迁所撰写。作为中国早期历史记录的集大成者，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早期中国史。据称，司马迁在修编《史记》时，曾游历中国各处，探寻前人活动遗迹，汇集天下遗文古事，考信于六艺，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王朝，最后写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汉武帝时期，上下延绵三千年。

[夏商周首席专家李学勤采访：
　　司马迁写的《史记》的确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纪传体、正史创始的第一部，内容确实非常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本人是（出生于）史官世家，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做史官的。所以从他的家传上来讲，可以说（由于）他的家学渊源，他于历史方面的了解是别人所不能比的，他所见到的材料的广泛也是别人所不能比的。所以司马迁关于古代年代方面有很多记载，特别是他说有表，这表里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秦楚之纪月表。。。。。。这些表体现了他在年代学方面的知识和研究。可是司马迁所见材料虽然多，他的年表如果是一年一年排下来，那么是从十二诸侯年表开始，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始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按现在来说，就是公元前841年。在这以前，司马迁是不是就没有看过有年代的记录呢？不是这样的。他（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得很清楚：他不仅看过，而且还看得很多。问题是这些东西不统一、不一致，所以他莫衷一是，他认为不能做一个结论的地方，宁可暂缺。因此在公元前841年以前只有世表（事表？），只有王的世系，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年代]

　　在《史记》中，司马迁谨慎地将他所掌握的早期中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更早的历史，特别对中华文明成熟时期的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则是有王世无年代，记载残缺。对大禹治水、成汤革命、武王克商等改朝换代的大事，没有年代的具体描叙，为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遗憾。

（片花）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大门渐开，西学东进。科学与理性的思维方法使得在中国学者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信古之风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考辩古书、古史、古代传说真伪，成了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疑古思潮兴起。

　　二十世纪初，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领导者康有为先生在其著名的《新学伪经考》中对先秦古籍进行了清算，大胆地宣称一切先秦的古文经书，皆属伪作……

　　另一位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先生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列举大量证据，辨析古籍的真伪。他总结到："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是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极力提倡整理国故，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远古历史。 1917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的时候，认为东周以前的一切记载均不可靠，“东周以上无史”。摈弃远古时代的记载，直接从春秋时期的孔子、老子讲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掀起了考辩古史的热潮，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采访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
　　（古文辩派）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比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审查过去的历史记载，（也就是）从先秦到后汉以后的各种记载，实际上就是对它们进行一个考实性的（审查）。后来顾先生发现了“层累造成说”，就是他认为文献越晚、反而追溯的史实越早，所以顾先生后来就对它提出质疑，认为有些东西不是可信的，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人造的成分在里面。]

　　顾颉刚先生发现，上古传说中先后出现的伏羲神农，尧舜大禹等先王先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顺序正好相反，最早记载大禹的典籍出现在西周，尧舜在史书中的出现则晚到春秋末年，伏羲神农的记载则更晚。顾先生由此推断：中国的上古史是后人一代一代地添加上去的，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著名的观点。

　　人们头脑中存在了上千年的先王先公，中国人鼎礼膜拜的尧舜、大禹，统统宣布不存在，顾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震荡，一大批的中国学者参与了这场对中国早期历史辨伪求真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辩论中，人们甚至对中国出现的最早的两个王朝，夏、商王朝的历史和存在提出疑问。中国历史的巍巍大厦，似乎座落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夏商周首席专家采访李学勤：
　　到了晚清以后，由于西学传人，新思想的发展。中国很多学者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不是正确就有些怀疑了。从晚清开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有“疑古思潮”的出现。“疑古思潮”不管是从文化史上来看，还是从学术史上来看，都是一种进步思潮。它有一种很进步的政治意义，打倒偶像、冲击罔论。因为过去在古史里形成一种偶像，对古代的一种崇拜，把古代称为“黄金时代”，这与历史进化观是相违背的。（而现在）对此提出怀疑，在这方面当然起着很重要的进步作用。]

（片花）

　　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将军，为了法国的利益，率领大军向埃及进发。随行的除了军人、火炮和辎重外，还带了上百位的科学家和学者。在征战之余，学者们对散布于沙漠中古埃及时期的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以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名义撰写了《埃及记行》。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对一个古老的文明进行系统地研究考察。历史的研究从书本走向了田野，走向了科学。经由几代人近两百年的研究，为古埃及的历史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将古埃及上古时期的王朝以及国王的在位之年考证出来，将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用年表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同样，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对西亚两河流域遗址的的考古发掘和对泥版楔形文字的破译，证实了一个距今六千年的文明的存在。在二十世纪初，面对中国田野考古的空白，面对经典古籍的疑惑，当国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悠久的历史笼罩着一团迷雾，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的历史仅仅存留在书本古籍之中。

　　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921年，当时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专家、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先生在进行矿业资源调查的时候，在北京的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北京猿人化石。也许是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感召，安特生一生的兴趣从此由地质学转向了考古学，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仰韶村，中国河南省西部渑池县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地上地下随处可见破碎的古老陶片。

　　1921年，安特生先生在这里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彩绘陶器，第一次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文化时期的存在，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仰韶彩陶文化。随后，一批在国外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回国，现代意义下的考古学方法真正引入到中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安阳，河南北部的城市。在这里，1928年正式开始、完全由中国人主持进行的殷墟考古发掘，使它名扬天下。大规模的宫殿、宗庙和王陵遗址，大量的青铜器和有字甲骨的出土，将一个湮没在古书典籍故纸堆里的商代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安阳殷墟的发掘第一次打破东周以上古史无实证的疑团，使得一度被认为是传说和故事的商代文明成为世界所认可的真实历史。殷墟的发现使得当时的中国学者确信，中国先秦古籍和《史记》中有关夏、商、周三个王朝的记载并不是空穴来风，也有许多合乎事实的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的存在恢复了信心。田野考古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学者将目光从书本转向了大地，将单纯对早期历史典籍的辨伪求真的转向以文献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解释古代历史。由疑古派转变为释古派。继发现安阳殷墟之后，20 世纪中叶，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夏王朝的活动区域，河南西部洛伊河流域和山西的南部地区，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和发掘，为找到夏文化提供了考古学的线索和依据。经过考古工作者几代人几十年的辛勤努力，使得古代史书中描述的夏、商王朝和西周早期的历史得到了验证，沉浸在历史长河深处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渐渐浮出水面。遗憾的是，对应这些王朝的文明史，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年代学标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年代数据相对简单甚至是空白。

　　年代是历史的框架，历史年代的模糊不仅影响我们对有关历史事实的研究和理解，甚至关系到对那段历史的认可。

　　1996年由中国国家科技部等机构发起并资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这将是中国人第一次投入如此多的的人力、物力，进行的历史学研究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汇集了中国历史文献、考古，天文与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的最高水平的专家，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勾勒时代线条，经纬三代历史，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年表。


二、夏王朝的证据

二百多年前，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人在山东省嘉祥县发现了掩埋于淤土之下的石质结构的建筑群，随即清理出大量的石刻画像。从碑文上看，这是东汉桓帝时期，属于本地一个武姓家族墓地的石刻建筑群----武氏祠堂。

　　武氏祠石刻画像无疑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它也是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有关汉代以前上古时期人物形象的实物证据。
在大量的平面石刻像中，有伏羲女娲，三皇五帝等上古人物，也有夏禹夏桀，孔夫子秦始皇等圣贤和暴君。

　　石刻像中，夏朝的始祖禹王头戴斗笠，肩扛木耒，行色匆匆，一付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贤明圣主形象；而画像中的末代帝王夏桀则是脑满肠肥，生活荒淫，以女人为坐骑。

　　现在，这两幅石刻画像几乎成了夏王朝国君的标准画像广为流传。虽然这些画像的象征意义远多于其考古价值，但是这毕竟是1800多年前的古人留给我们的唯一有关夏王朝的有形材料。

[采访北大考古系主任，夏商周首席专家李伯谦：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的夏本纪，夏朝应该有着4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考古学上怎么来寻找夏王朝的遗迹，这个（问题）本来很早以前学者就已经开始注意，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和自然环境变化有关。譬如说关于洪水的传说。夏代大禹治水，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发了大水，把夏人活动的遗迹盖掉了、冲掉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个原因。]

　　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王朝可以说是在与黄河水灾的不断搏斗中建立起来的。3000多年来，摇摆不定的黄河多次泛滥，几次改道，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被黄河冲带下来的泥沙层层覆盖，为后人寻找夏人的踪迹带来了重重困难。

[采访夏商周首席专家李伯谦：
　　在殷商废墟到郑州商城发现以后，从考古学上来讲，很自然的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在郑州找到了商代前期的都城，那么再往上找，比郑州（商城）早、比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晚的，处于中间的遗迹，会不会就是夏代遗迹呢？所以我想一个可能就是有自然环境的原因，再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不认识的原因。特别是夏代按照司马迁讲的，应该已经有了文字，但我们现在发现的早于郑州商城的，包括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些阶段的文字都还没有得到公认。所以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毕竟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是有所本的。]

　　现代中国，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还只是存在于史书典籍里，夏王朝的都邑、活动区域等重要内容缺乏实物证明。没有考古学依据的王朝是难以让世界所承认，当然也无法科学地推算出夏王朝的年代框架，让世人所信服。

（片花）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似乎找到了与夏文化有关联的遗迹。1930年由梁启超次子，曾在美国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在古称东夷的山东龙山镇城子崖进行的发掘。遗址中首次发现了既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而地层年代又早于当时正在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商文化的一种独特的"黑陶文化"。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轮制陶器漆黑光亮，有的陶器薄如蛋壳。"黑陶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彩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不久即依照其发现之地的地名龙山镇，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虽然城子崖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史书中早期夏人的活动区域有一定差异，人们还不能将城子崖遗址和夏王朝直接联系，但是这足以证明，在黄河流域找到了和夏王朝时代相近并且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的城池遗址，增强了中国学者寻找夏文化的信心。

（片花）
　　在中国传统的地理堪舆观念中，天圆地方。中岳嵩山，古称崇山，嵩山和附近洛、伊流域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设在这里用来观天测地的古观象台的延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史记》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活动在黄河与支流洛河所形成的这片区域。

　　利用古文献提供的线索，从考古学的角度寻找到夏人的遗迹，是科学推断夏王朝年代框架的第一步。

　　1959年，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率队调查"夏墟"，也就是寻找有关夏的遗址，在北靠黄河邙山，东邻中岳嵩山的偃师二里头村一带发现了分布广泛的古代遗址，随即进行了发掘，由此拉开了从考古学角度对夏王朝文化进行探索的序幕。

[采访夏商周首席专家李伯谦：
　　特别是1959年，当时已经60多岁的徐绪生先生带着一群年轻人到河南西部去调查夏墟。夏墟就是夏王朝都城遗址的废墟。在偃师就找到了二里头遗址。尽管当时他们认为二里头遗址 可能不是夏代都城，而可能是商朝早期的都城西蕃，但经过我们几十年来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那儿的发掘，经过许多专家们的研究，现在基本上有个共同的看法：那里应该是个夏代的都城遗址。]

　　40多年来，历经多次发掘，现已基本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对地层作出了考古学分期和文化分类，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确定夏王朝年代框架的目标打下了考古学基础。

　　1961年找到了大面积殿堂式建筑的夯土建筑基址，被命名为二里头一号宫殿。从建筑基址的规模上看，它决不是普通的民宅，是象征权利或具有祭祀作用的宫殿或宫庙式建筑。

　　殿堂式建筑，大规模青铜器铸造和礼器等基本要素的存在，显示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当时的帝王之都，中国学术界基本认同和接受二里头文化与历史上的夏王朝有直接的关联，在这里可以找到夏王朝的年代信息。

　　这里是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另一处都城遗址，从正在发掘的情况看，夯筑的高台和台阶轮廓清晰可见，成排的立柱坑还可以在高台的地面上分辨出来，这无疑也是具有宫殿或宗庙性质的建筑。正在清理的是被称为偃师商城3号宫殿的建筑基址。

　　偃师商城遗址是1983年发现的，经过近20年的勘探发掘，已探明和确定这是一个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商代早期城池。

　　一个王朝的都邑不论时间和地点上都和和另一个王都的都城紧密相连，这决不是一种巧合。

[采访杜金鹏：
　　偃师商城作为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它不仅是对商代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夏代考古也有重要意义。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与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相距只有6公里。偃师商城的年代研究可以作为当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支点。也就是说，夏商之间年代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研究。另一个支点当然就是商周之间（年代）的划分。关于夏商之际年代的划分，我们近两年来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在偃师商城进行着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

　　照此分析，偃师商城开始修建的年代应该就是夏王朝灭亡的年代。

　　这是偃师商城西城墙的中部，1997年的春夏，在偃师商城西城墙夯土基础的下面，发现了一段宽度比大城墙窄的小城墙遗迹，从地层关系推断，这是一段早于偃师商城的城墙遗址，偃师商城的修建年代在这里可以找到线索。

[采访王学荣：
　　1997年通过我们论证发现在偃师商城范围内还有一所小城。发掘证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从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年代分析，我们认为小城的始建年代晚于二里头夏文化第三期。它代表了最早的商文化。因此，小城的出现是夏商王朝交替的标志。]

　　考古工作者在此处代表不同时期的地层中，采集了大量的含碳样品，希望得到偃师商城开始修建的绝对年代。

（片花）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解决夏王朝中晚期和结束时间的线索，对夏王朝的起始点还得另找出路。

　　当我们将目光从被称为中土的河南西部的河洛地区稍稍地扩展一点， 1976年在距离二里头遗址直线距离约50 公里，中岳嵩山的南麓一处被称为王城岗的高地上，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一处从考古学分期上讲年代早于二里头时期的龙山时代的古代城池。

　　近似方形的土筑城墙，被认为是后来中国特有的方形城制的原始形态，城内大量的祭祀坑表明，这里不是属于普通人的居住群落。

[采访安金槐：
　　登封王城岗的发掘和禹县瓦店的发掘都是根据文献记载，说夏王朝曾经在那里建过都。特别是登封王城岗，据文献记载，夏禹,第一个王，曾经在那里建过都。文献记载说夏代在这里建过都，而我们到这里来找，也正好找到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那么一般人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东西，是夏代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夏代据文献记载有四、五百年了，你要是光看二里头，也不过只有200多年。这样中国的历史就不一致了：文献记载说有400多年，你现在说只有200多年，而且二里头（遗址）的东西经过我们碳14化验，都是时间很短的，这证明在龙山文化之前还有跟二里头文化相接的夏代早期的阶段。]

　　在史书中，曾有多处记载夏禹居阳城，而阳城又靠近嵩山。这一切似乎都显示着王城岗遗址和夏朝禹王时期的阳城有着某种关系。

[采访李泊谦：
　　就在龙山的王城岗古城的东边，不太远，经发掘发现一个战国时期的古城。战国时期的古城出土了有“陶文”，上头写着“阳城仓器”，那就证明了至少在战国时期的古人心目当中，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就叫“阳城”。因此说根据文献记载说“禹居阳城”可能就是王城岗龙山城这个地方，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片花）
　　1997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和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云集豫西，对王城岗、二里头、偃师商城等有关夏王朝的考古遗址和遗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首次对有关夏文化的遗址作了考古学的年代分期,将一系列处于不同区域，但是有着前后传承、相互关联的遗址、地层，按照时间的顺序串联起来：

　　1、 王城岗和禹县瓦店遗址相当于夏王朝开始时期；

　　2、 二里头遗址相当与夏王朝的中晚期；

　　3、 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年代对应夏商两个王朝的年代分界。

（片花）
　　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一位美国的化学家威拉德。利比，以奖励他所发明的利用放射线同位素碳来测定古代遗物年代的方法。这就是在现代考古上应用最广泛的碳14测年法。

　　碳14是存在于大气中的一种微量的碳放射性同位素，在大气中的含量基本上保持恒定。碳14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动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植物生存，因此所有生物体内都含有碳－14。在死亡之前，生物体所含的所有碳元素中碳－14的比例和大气中的一样。但是生物一旦死亡，停止与大气交换，生物体所含的所有碳元素中，碳－14就按衰变规律减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生物残骸中的放射性碳元素的数量，经过比较，来确定生物死亡的时间。由于在考古地层中很容易找到含碳的生物体残骸，如：木炭、种子、动物的遗骨等，这种方法为古代遗址遗物的年代测定带来了很大方便。

[采访仇士华：
　　我们需要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碳14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成熟：一个就是碳14的精度。要发展高精度，现在有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一种是老的常规性方法。它发展得比较成熟，它的仪器的稳定性也很好，测出来的精度很高，但它所用的样品量比较大。后来发现比较先进的核物理方法就是加速器质谱，它是属于原子素的，碳14原子素。所以它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常规碳14测定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进步，精度越来越高，但是常规的碳14测定，通常要求3-10克的含碳样品，因此，要求被测样品有一定的数量，其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加速器质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核分析技术，只要有相当于常规碳14测年样品数量的千分之一，也就是毫克级的样品，就能用来测年。另外，加速器质谱测年的效率高，一份样品只需数十分钟。特别适合于测定珍贵的甲骨、遗址中残留的种子、碳屑等数量不多的样品。

[采访首席专家仇士华研究员：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过去的碳14年代不能代表日历年代，原因是大气里的碳14水平是变化的。我们计算碳14是用统一的标准，这个统一的标准就不能代替大气里变化的标准。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建立高精度的树轮校正曲线才能解决。86年以来国际上就公布了比较好的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树轮是每年长一轮的，一棵树（的树轮）就可以把它的年龄说清楚。不但一棵树可以，而且可以把古老的树衔接起来，一直到过去八千年、一万年都可以做到。而我们把这些树轮拿来做碳14测定，这样树轮的年龄代表的年代同碳14测定的年龄就可以对应起来。因此我们现在测定一个碳14年代，就可以在树轮校正曲线上找到一个对应的树轮年代。]

　　作为科技测年的重要手段，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碳14测年技术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力量。包括对社科院考古所常规碳14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的常规碳14和AMS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进行全面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改造后的三个实验室相互进行了测量精度的对比测试。

　　北京大学AMS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还特别邀请国外同行对改造后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采访郭之虞教授：
包括我们在国内和常规碳14的一些方法的比对，也包括我们安排的和国际上一些知名的、最好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的比对，这些比对都是用的盲检，就是说事先样品的年龄互相并不知道，测出来的结果多少就是多少。北大的常规碳14的测量、考古所的碳14常规测量、以及我们北大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碳14测量的结果一致性都非常好，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的碳14样品比对，结果也非常好。]

　　1998年三个实验室陆续调试完毕，投入工作。从各考古遗址中不同地层采集的系列碳样被送到这些实验室里测定年代，有的碳样还采取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这两种不同方式分别测定，以确保数据的准确。

　　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也就是距夏王朝的灭亡不过800多年，中国古代的大学者、大圣人孔夫子就对夏王朝史料证据的缺乏而感到茫然，曾经发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的叹息。

　　公元2000年后的今天，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争议中的夏王朝已经渐渐露出地面，历史研究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使我们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上基本把握夏王朝的发展脉络。

三、再探商王朝

　　这里是河南安阳洹河北岸花园庄的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洹河以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钻探，现已探明这里是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年代比洹河以南的殷墟还要早的商代城址。

　　这个考古发掘点的任务之一就是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遗址中早于殷墟时期的地层里，采集系列的含碳样品，以帮助确定商王朝中期年代。

　　从地理位置上看，安阳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中部。3000多年前，这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最适合修建王朝都邑的地方，人们熟知的安阳殷墟就位于古老的洹河水南岸，这里曾经出土过成千上万片的有字甲骨。

　　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的医疗手段，中药药材取自自然，万品皆可入药。据《本草》所载，“龙骨”是治疗创伤，压惊镇痛的一味药材。清朝末年，北京的中药店里常常可以见到这种来自河南的“龙骨”。

　　100年前究竟是谁最早发现了甲骨文，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那就是出生烟台的晚清进士王懿荣。

　　据称，王懿荣先生晚年多病，在其所服用的中药里常见一味称为“龙骨”的配药，“龙骨”上雕刻的怪字，引起了作为金石学家的这位晚清进士的注意，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极有史料价值的古代遗物。随后王进士不惜重金，四处收购，共得千余片有字甲骨，开始有目的有系统地对甲骨上的文字进行研究。

　　1900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侵。当太后、皇帝，满朝文武竞相西逃之时，王懿荣居然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京师防务。

　　以弱病之躯，率乌合之众，抵御外强，其结果可想而知：当八国联军破城之时，王先生投井自尽，以身殉国。大清帝国成就了一位杀身成仁的烈士，可惜却失去了一个学养深厚的金石甲骨文专家。

[采访安志敏：
　　王懿荣殉难以后，写《老残游记》的刘谔就把王懿荣艘收集的这批甲骨文印成了《铁云藏龟》。书里的东西主要是王懿荣收集的。从这时人们就注意到在安阳的小屯发现甲骨，所以有好多古董商人大批来这里购买。]

　　史书上记载，商王朝的早期和中期，王都多次迁移，自第二十位商王盘庚将首都定在称为“殷”的地方以后，方才固定下来。 “殷”成了商王朝由鼎盛到灭亡的终极之地。商灭后，商朝的王都成了一片废墟。几千年沧海桑田，日月销蚀，到了后来，留在史书上的“殷墟”，其具体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

　　安阳的有字甲骨的出土，为人们寻找殷墟指明了方向。在20世纪初，人们追根溯源来到了安阳。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专门派出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到安阳调查。年底正式成立了考古组，聘请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为组长，会同先期到达的董作宾先生，在洹河两岸进行发掘。随后，留学回来的梁思永先生也受聘加入安阳的发掘工作。

[采访安志敏：
　　在甲骨安阳有几个重要人物：一个就是董作彬，还有一个就是郭老，郭沫若先生。他也是在研究甲骨，但他们并不是实地发掘的，有好多只能从文字的角度上来讲。李济开始发掘以后，不但注意到了甲骨，而且还注意到了当时所用的东西：铜、陶器之类的。这是过去搞文字的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因此这就开始提高了一步。到了梁思永，真正纳入了近代考古的范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在安阳早期的发掘中，实际分为两个部份。在洹河南岸小屯村，挖出了成片的版筑夯土基址和一排排整齐的立柱基坑。从建筑物基础的规模和形制可以断定，这一带是宫殿和宗庙所在。

　　另一部分是在洹河北岸的发掘，在这里，找到了规模宏大的八座大墓。有的大墓有四个数米宽的墓道，大墓中有大量的人殉陪葬，按照中国古代礼制，此类大墓只有帝王才能享用。

　　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还有刻在出土甲骨上的晚期商王名字，基本上与史书的记载相合，毫无疑问，这就是殷墟，商晚期的都邑所在。

[采访王巍：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国家文明的标志，就应该有王居住的宫殿或者祭祀祖先的宗庙。迄今为止，我们在安阳小城发现了将近七十座这样的宫殿或宗庙。它们规模有大有小，功用也可能各种各样，但它是商王室所使用的这一点已经确证无疑了。另外比如说一些甲骨文有的是在宫殿宗庙附近出土的，因此这就证明了宫殿宗庙的存在。还有王陵。王的墓葬，就应该和一般的小国酋长、没有达到国家王朝程度的墓葬有区别。一个就是规模大。我们发现的（王陵）规模都是相当大的；第二就是有墓道。比如说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四角各有一个墓道。墓道就是通向墓室的通道。但当时（商代晚期）中国墓葬的形式以及墓道的多少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限制，比如说我们发现商王的墓有四个墓道，就是在一个长方形墓的四边各有一个墓道。还有的有两个墓道，是在长方形的两个短边各有一个墓道，我们叫它“中”字型的墓。这应该是比王低一点的王室其他贵族或高级的官吏的墓葬。]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人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的考古发掘，也是最辉煌的一次考古发掘。殷墟和商王朝的确定，如同一道冲破迷雾的阳光，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

　　安阳成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圣地，一个永远挖不完的历史宝库。在随后的70多年里，这里的考古发掘几乎没有停止，每次发掘都会有新的收获。

　　现在已经探明的洹北花园庄遗址是比殷墟年代更早的商代遗址。在这里的地层里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为商王朝中晚期的碳14 年代测定，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片花）
　　20世纪中叶，位于黄河南岸坦荡的黄河冲积平原上，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交会处的郑州市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城市的中央有一个古老的城垣，城垣的年代和性质一直没有定论。

　　1950年以后，为了配合城市建设，对古城进行了长期的发掘研究。周长近七公里的城墙，大片的夯土宫殿式建筑基址，以及大量出土的青铜礼器，这是一座比安阳殷墟年代还要早的商代早期都城。

[采访：郑州商城发掘经过及考古意义]
　　这个郑州商城是1950年发现的，这个城是中国发现得最早的一个商代城。当时发现时全国还没有发现（别的）商代城，所以这个城发现后有很多人对它有些怀疑，说什么是商代有城、殷墟才是有城等等，说明这个商代城还是首先发现的。当然现在发现的城就多了：偃师商城、湖北的盘龙城、山西的垣曲商城等等都发现了。但如果说没有这个城的发现，后来这些城也很难发现。郑州商城的发现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再一个就是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商代的面积最大的一个城，周围有7公里。]

　　商王朝的早期，迁都频繁，甚至可能同时有几个个大的都邑。在郑州以西100多公里，洛伊流域的偃师市市郊，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就是和郑州商城营建模式和城市性质相似，兴建和存在的时间相近的另一座商代早期城市。

　　偃师商城的发掘可能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重大的考古事件。现在已经探明偃师商城是由宽厚的城墙包围的方圆近两平方公里的都城，在商城内的南部，考古学家剥离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宫城遗址，近似方型的宫城内，三重大殿的建筑格局，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北京故宫的身影。

　　近七十年来，从殷墟发现到郑州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使我们完全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上把握住商王朝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从1996年到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代表商王朝从兴起到衰亡的历程的几乎所有重要遗址中，都进行了系列的碳样采集。对郑州、偃师等商代早期遗址地层年代的碳14年代测定，不难得出一份有说服力的年代框架。

（片花）

　　在碳14测年技术中，所测到的只是生物死亡的年代，所以样品的选取有很大的讲究。

[采访唐际根：
　　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发掘取的一些土样，我们应用一种英文叫FLOTATION的技术，也就是浮选，浮选出种子和花粉，到我要做碳14研究时，万一我的碳样标准不够时，我可以用少量的种子利用加速器技术来做年代测定。另外断代工程它本身不仅仅是断代。除了断代之外它还可以推动考古研究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如果不做这个发掘的话，我就得不到这些种子，而这些种子拿来后我可以研究商代的环境：植被、地貌、气候等等内容。]

　　对有字甲骨进行碳14 测定，既可以得到相应的年代数据，同时结合有字甲骨中反映当时商王活动的文字内容，可以相对准确地提供有关王世和商王的年代信息。

　　在商代，一般来讲，牛作为当时王宫内祭祀或食用肉类的主要来源，喂养的时间不会太长，商代祭祀所用骨版一般是用这些牛的肩胛骨制作。

[刘一曼：
　　你看这个是一片龟的腹甲。它在占卜以前是先要在乌龟壳上用青铜刀挖出一个一个长条型的竖槽，这叫“凿”；在竖槽的旁边再挖一个圆的洞，这叫“钻”，挖了很多个。要占卜、算卦了，就用火加热，在“钻”里加热，加热后就成了黑的洞。加完热后正面就显出“卜”字型的裂纹，这叫做“卜兆”。占卜的人根据卜兆的走向断定卦的吉凶，然后把占卜的结果用铜刀刻在上头，这就叫甲骨文。]

　　由于有字卜骨属于珍贵文物，取样时不能对甲骨有大的破坏，用加速器质谱法进行碳14测年时，每次取样很少，刚好满足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要求。

[现场采访刘一曼：
　　殷墟考古工程的取样需要卜骨，就是从卜骨里抠出一克左右，进行加速器测验。他们说年代能精确到十几年，不超过二十年。我们就是把殷墟出土的刻字卜骨从早到晚，比如说从武丁到帝辛，给它排序，然后每一个阶段、每一类卜辞我们都要选取取样的标本。拿这个坑来说：这是比较早的，殷墟文化第一期，所以我们选了三片进行取样。取样的原则是要不破坏卜辞，像这一块字在这里，我们就从骨臼里取出一块，一克左右。]

　　对有字卜骨的碳14年代测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直接获得当时的文字信息加上相对精确的测算文字载体的年代，为商王朝的年代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片花）

　　现在出土的完整龟甲不多，出土时一般都碎成了指甲盖大小的小块，出土后，要经过仔细的拼对，粘接，使其复原，经过百年来几代人的研究破译，大部分的甲骨文都能判读。

　　对甲骨文卜辞的解读使得我们能直接获得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至天文气象等方面的信息，复原商王朝时代的社会概貌。特别是甲骨文中涉及到当时天象的有关记载，为天文学家推算该天象发生的确切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采访张培瑜：
　　甲骨文里有一些天象记载。甲骨文和西周出土的铜器都是从地下出土的，这个记载应该说是绝对可靠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它本身有“无知”什么的，但它没有经过传抄，不会出现这些误差。甲骨文里有比较明确的有五次月食。这五次月食多数专家基本上认可，这五次月食都发生在殷商后期的武丁这一王室。武丁（王），《尚书》记载它有59年。]

　　为了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7年8月，专门召开了一次甲骨文日月食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甲骨文专家，对有关甲骨文上所载的日月食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后认为：在商王朝的晚期的武丁王时期，由一位名叫：“宾”的王室占卜师作的一组甲骨卜辞，记录了五次月食天象，并且有月食发生时的干支日历，利用这些信息，可以用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第23位商王武丁的在位之年。

[采访席则宗：
　　天文学研究依靠文献，所以在这个工程里有一条路子就是文献里有天文记录。天文学本身要有文献或考古材料，所以说考古和断代可以开出一个区域来，从这里天文学可以找出一个具体的点来。所以天文学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四个学科中只有天文学可以具体切出点来。]

　　在中国传统的历法中，有一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日期记录方式：干支纪日、干支纪月、干支纪年。从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证明，中国独特的干支纪日，从商王朝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干支纪日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日期记录方法。

　　由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所完成的课题：利用殷墟甲骨文中带有干支的月食记录，推算商代武丁王的在位之年，极具特色。

[采访张培瑜：
这五次月食全都属于宾组卜辞。（关于）宾组卜辞现在新的分析认为它属于武丁王室的后半段到祖庚王室。有了这新的认识基础上，我们由古文字学家和天文学家合作，对这五次月食作了新的论证。]

　　天文学家用天文方法将商王中晚朝，所有武丁王可能在位时期发生的上百次月食的时间推算出来，换算成世界通用的公历和中国传统的干支纪日系统。最后再对比甲骨文所记载的月食发生时间的干支日历记录进行筛选。

　　天文的计算和分析表明，公元前1500-1000年间，有一组，并且只有一组月食天象，它们的发生时间范围、顺序、和干支日期与甲骨文宾组卜辞所描叙的五次月食天象完全吻合。

　　甲骨天象记载，使专家能够推导出武丁王在位时期内的几个绝对年代，再结合其它古文献记载，就可以得到第23位商王武丁的在位之年为公元前1250年到公元前1192年。

　　以武丁王在位之年为支撑，结合对甲骨文中其它诸王的祭祀活动的综合研究，对商后期有字甲骨所做的科学的碳14年代测定，以及对商代灭亡之年---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使得推算从第20位商王盘庚一直到末代商王纣王帝辛的在位之年，有了科学的依据。

四、求解武王克商之年

　　武王克商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一部《封神榜》的小说将这段历史演义成一场天地人间呼应，人神鬼怪共舞的大混战。

　　史书中其实是这样记载的：原来偏居西方一隅，臣服于商王朝的周人，势力渐渐强大，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周武王姬发亲自率领周人大军，计有战车300乘（sheng），虎贲（ben）3000人，甲士4万5，会同反对商王统治的其它方国，在河南盟津会师，武王向众人宣告：当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昏乱暴虐，自绝于天，今日我们将共行天罚……。随后，反商同盟在牧野与商军决战。鏖战一日，商军大败，纣王逃回行宫朝歌，在鹿台自焚身亡，至此商王朝覆灭，周王朝建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件：武王克商。

　　武王克商之年是两个王朝的分界点，自然，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将求解武王克商之年这个典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列入到工程所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采访李学勤：
　　武王克商，就是所谓武王伐纣年，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年代学的一个最关键的关键点，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周朝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武王克商这一年，这一年定不下来，再往上推商代、夏代甚至于更早的时期就没有了基础。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基础点、关键点，同时在中国的古书里以及其它方面，包括考古的、古文字各方面的材料里面，武王克商这个问题材料也最为丰富。]

　　由于武王克商之年涉及到文献史料的考证，古代历法的编排，天文现象的推算，铜器铭文和甲骨文的释读，当然还有考古发掘等等，几乎包含了历史研究手段的方方面面，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从战国时期到现代，无数的学者为此付出了心血，企图求得着武王克商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中武王克商课题组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古今中外学者求得的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结论汇编成书。

［采访彭林教授：
　　关于武王克商问题，从西汉的刘歆以来，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都做了非常可贵的探索，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很丰富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课题呢，我觉得第一步要把这些成果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古人在史料的应用上有那些不同，在史料的解释上分歧在什么地方］

　　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结果，从公元前1127年到公元前1018年，共有44种说法，前后相差一百多年。

　　为了找到一个最接近事实真相，最据说服力的武王克商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课题组从不同的途径，利用不同的手段来求证这个千古难题。

（片花）
　　沣河，流经西安城西南郊，50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探明，这里，在沣河两岸曾是西周都城所在，历史上称之为沣京与镐京。1996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沣镐考古队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一带进行了有目的的发掘，期望找到与武王克商时期相对应的考古线索。

[采访张长寿研究员：
　　作为我们这个沣镐遗址来说，正好是在武王伐纣以前就搬到这个地方来，武王伐纣以后也就在这个地方建都，因此这个地方的考古发掘，对武王克殷，对确定它的年代是非常重要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在沣镐遗址区发现了一个具有典型年代分期意义的探坑。

　　用考古学的术语来讲，这是一个灰坑。所谓灰坑，就是在一个废弃了的深沟或大坑里，由于不同时代的人在向里面抛弃生活废物垃圾所形成的堆积。

　　不同时期的堆积，由于内容、年代的不同而形成可以分辨的土层，不同土层内所含的古代遗物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总的来讲，下层遗物所代表的历史年代必然早于上层遗物所代表的历史年代，这就是考古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层位学原理。

　　田野考古中，工作人员首先要通过对土质、土色的分析，将不同的地层仔细地分辨出来，将包含在各个堆积层中的古代遗物，如：陶器的碎片、木炭、动物遗骨、甚至还有金属物品等分别清理出来。在绝大多数的考古发掘中，古代陶器是用来进行文化类型分析和年代分类的最主要的标识性器物，因此还要将陶器碎片比对、拼接、复原。

　　在这个标明为H18的袋状灰坑中，发现了典型的两类遗物，经过各方考古专家考察认定，在下部地层中发现的陶器属于武王克商以前，先周的器物--连裆鬲；而在上部地层中出土的则属于武王克商以后，西周早期，由东方传过来，带有商文化特点的陶器--瘪裆鬲。

[采访H18发掘者徐良高：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我们配合断代工程从去年，96年底，根据以前的线索，开始选了几个点进行钻探，今年春天，97年春天，三月至五月份，我们在钻探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掘，发掘遗址探方三个，发掘面积120平方米，墓址是七座，其中对断代工程有重要价值的有三组地层关系，一组就是以从早到晚序列的，是灰坑18，从考古学的理论上来讲，从地层上来说，它是有从早到晚的依据，如果再结合我们对各个单位器物上的认识，就是（能）定出其中在灰坑18、房1、灰坑7，这些是较为典型的先周时期，大约（周）文王建沣的遗址。]

　　灰坑18的考古结论为武王克商年代提供了一个范围，专家从代表不同年代的地层中采集到系列的木炭和炭化小米的标本，用来进行C14年代测定。

[采访仇士华：
　　武王克商年代的确定，是考古学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层，也就是大家知道的H18，就是在沣西有一个先周到西周的遗址，一个（地层）关系，这个地层的次序是最可靠的，上面的年轻、下面的年老。那么H18的地层正好是（有）最晚的先周向最早的西周过渡一层，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地层，在这个地层的上上下下采集很好的样品来，做这个系列，那是最合适的。]

　　经过对各地层含碳样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发现代表武王克商以前所谓先周时期地层的形成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060，而代表武王克商以后的西周地层的形成年代不晚于公元前995年，再结合其他遗址的数据，考古学家和碳十四测年专家将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使得解决问题的范围由原来的100多年压缩到30年。

[采访李伯谦：
　　商周分界，武王伐纣年代，原来不是有444种说法吗？这44种说法年代跨度是112年，那么我们现在这缩小到30年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当然，考古学和碳14（年代测定）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尽管碳14测出来的是绝对年代，但是这个绝对年代也有相对性，我们还要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说天文学……]

（片花）
　　不论是方法和对象，考古学和天文学真正称得上是天壤之别，但是在历史年代的研究中二者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进行武王克商之年课题研究中，天文学和考古学相辅相成，让专家们分别在天上和地下找到了证据，来证明那次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所处的年代。

　　任何一个民族在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自然而然注意到头顶上那片天空，展现人们头顶上的斑斓星空，无疑会引起古人无尽的遐想。随着人类由渔猎发展到农耕，星辰日月的周期运动成了先民们的最古老的日历和时钟，从指导春耕秋收，到确定季节时令的交替，观象授时蕴育了古老的天文学；当人们对自然的巨大力量感到恐惧，对天地的神奇造化感到敬畏的时候，巫术、卜筮和星占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造就了最早的天文学家。

[采访席泽宗：
　　人类最早研究天文学不是现在这个目的，就是要认识自然规律。（当时）第一个是好奇心，第二个就是迷信，这是人类外面的共同点，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最早都是这样。天文学与军事的关系更受人注意，把《史记》中《天官书》统计一下，关于军事方面的记载，天文现象与军事的记载占了一大半。所以（与）武王伐纣这个（有关）的天象就很多，大概全世界关于关于一次战争的天象记录之多，武王伐纣在全世界是唯一的一次，大概可以查处有十六条之多。]

　　同所有早期文明一样，商、周时代是一个敬鬼神，信天命的迷信时代。在商代占卜所用的甲骨文卜辞中，有许多明确的天象记载；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往往也有当时日月天象的描述。武王克商，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理应会为发兵而询问上苍，观天象而拟定伐谋；胜利之后，则会感谢各路神灵，隆重庆贺……

　　这些活动应该会有专人记录，为我们留下线索。

　　1979年在陕西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从铭文上看，利簋是为了庆祝武王克商的胜利而专门铸造的礼器或者是赏赐。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于甲子日克商，证明了传世的古代文献中所记载克商之日的干支是完全正确。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克商之日的晚上，木星正在天顶。不过情况似乎好过了头。在先秦古籍中，有关武王克商的天象记载似乎太多了，许多的记录相互矛盾。去芜取精，去伪存真，是专家首先进行的研究工作。

[采访江晓原：
　　那么多的天象，没有任何一个人，以往的研究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把所有的天象都考虑在内，他们通常是选择一两个天象进行推算，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是要把所有的天象都考虑，但是在以前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在计算机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用人力推算，也许一个天象，你就要推算几个月之久。这就使得很多学者不可能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这是人力不能想象的。]

　　随着人们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掌握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现代天文学已经能够精确地推算和反演出地球、月亮和九大行星在上下几千年里，任何一个时间段中所处的位置。同样，只要古代天象记载准确无误，给出的天象条件足够多，天文工作者也能利用这些已知条件求出这些天象出现的精确时间。

[采访刘次沅研究员：
　　我们的任务就是怎么尽量合理地采信这些文献，在采信的基础怎么合理解释和推论，这样来得到一个天文的结论能够和大多数的有关文献符合，这些文献里，大家比较看好的是《武成》，《尚书 武成》上有一篇，这个《武成》就是专门说的伐商的过程，它有历日，就是说有（古代的）月、日，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代的）伐商过程的整个历日推算成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历法。]

　　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上海天文台、陕西天文台、南京天文台的天文工作者利用古籍中的天象记载，采用不同的条件和计算方法，在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范围内，分别得出了一组武王克商之年的可能年代：

　　南京天文台张培瑜研究员推出的年代是公元前1027年；
　　上海天文台江晓原研究员得到的数据是公元前1044年；
　　陕西天文台刘次沅研究员计算的结果是公元前1046年。

[采访席泽宗：
　　一个是（公元前）1027（年），1027主要是考虑到（商代）武丁（王）时期的五次月食（现象）和《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年代，它和其它（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都配合不上，所以我们没有用。第二个就是（公元前）1044（年），1044的思路很好，而且是全新的方法，它与许多天象都符合，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关于月相的解释，关于月相的定义和后面的金文历谱不符合，无法排谱。这个（公元前）1046（年），它与天象都符合，而且关于月相的解释，"月在鹑火"（天象）也都可以符合。]

　　用天文学方法，各自独立推算出来三个不同数据将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进一步缩小到17年之内。在这里，三个年代数据表示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能有一个数据是正确的，另外的两个年代则会被遗憾地排除。

　　经过专家组对天文推算所引用的天象条件的严格评判，结合已经得出的西周王年表，最终得出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根据这个推算，我们可以回到3000多年前那个改朝换代的年月，逐日演示那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公元前1047年11月27日，庚午日。凌晨时，月亮位置在东南方称为房四星座的正中。此时武王大军在周的镐京集结，备战。

　　12月20日，癸巳日。反商大军出征，日夜兼程，向东方进发。此时，东方的夜空岁星格外明亮。

　　公元前1046年1月14日，戊午日。周人的大军到盟津与其它的反商同盟军汇合。准备战斗。

　　1月20日，甲子日。子夜岁星当顶。天明后反商大军在商都之郊的牧野与商军决战，一日之内，商军土崩瓦解。

　　3月12日，乙卯日。武王回到沣镐，到祖庙祭告周人先王先公，庆祝胜利。…………。

　　公元前1046年，这是迄今所得到的最接近科学真实的武王克商之年！

五、续接西周王年

　　在中国，如果追根溯源，作为对古代器物进行考证和研究的考古学其实早就存在。中国人对古玩的爱好和收藏由来已久，由于所见早期遗物多为青铜和玉、石等材料制成，在过去专门形成了一门学问，称之为金石学。从公元1000年的中国宋代开始，陆续有《博古图》、《金石录》、《考古图》等研究早期金石器物的专著出现。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其种类繁多，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有许多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活动。特别在西周时期，人们在制作青铜器物时，常常在上面留下铭文，或铸就或凿刻。铭文内容有记叙祭典训诰、君王事迹、田猎征伐、盟誓契约等等。这些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宗法礼仪的青铜器铭文是弥补史书缺佚，映证古史传说的重要的材料。

　　周武王所建都邑设在“镐”，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的沣水河畔。周镐京，从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来看，位于中国的西部，所以史称“西周”。从周武王克商，到周平王将都城向东迁往洛邑，西周经历十一世，共有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二个周王。从厉王以上开始，史书中无王年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西周年代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司马迁《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给出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基准点，向前推算到周武王克商之年，将西周各王的在位之年排列出来，构成一个西周王朝的完整的年代框架。

　　铭刻在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在中国，研究青铜器铭文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现存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简繁不一，内容庞杂。

[采访李学勤先生：
　　就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程来说，青铜器上的铭文，特别是西周时期的铭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青铜器很多都是有铭文的。青铜器铭文在商代前期已经萌芽，商代后期已逐步兴盛起来，到了西周时期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西周时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目前所见最长的达到497个字，将近500字。这样长篇的铭文就和当时传阅的文献，比如说〈〈尚书〉〉中的一篇差不多一样，价值也可以说相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青铜器铭文为我们确定西周王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是，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西周王世和年代的完整记载。

　　在古代中国，沿袭着一种礼仪，不得直接称呼当朝国王的名字，称之为“避讳”。这种情形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似乎也有所体现。在这成千篇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很难见到当朝国王的名字；在所有有字青铜器中，同时记有王年、月、干支、月相等时间词语的青铜器只有六十多件；对表示时间月相词语的语义后人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用金文来研究年代，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

[采访刘雨：
　　古代的埃及在石头上曾有天狼星和太阳同升的记载；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泥板上曾经有过日食和金星的记载。而我们中国的金文里面天下体现出来的这些对于月亮形象的记载是很珍贵的天文资料。通过这些天文资料，我们在青铜器的年代研究和整个年代研究上界定了一个金文的王年，就是说金文可以把某一个王的时代定出一个最低的限度来。]

　　利用青铜器年代排序和铭文内容研究得出的西周年表称为“金文历谱”。

　　1998年中国研究西周历史和金文历谱的专家多次云集北京，交流探讨青铜器铭文中关于月相等纪时词语的含义，推知西周历法的基本要点。通过对青铜器的外型比较、纹饰分析、铭文字体的演变、出土地层所代表的历史年代排序，再根据考古学中类型学的原则，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对同时记有王年、月、月相、干支等记叙时间词语的六十多件青铜器进行排队。

[采访青铜器专家 刘雨：
　　这些年、月、日、月相俱全的这几十件青铜器，我们把它放到天文历谱里去，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金文的历谱。这个金文历谱对检验我们安排的西周王年年事有了一个检查的作用。只有我们历谱的安排符合了金文的要求，或者说绝大部分符合金文历谱的要求，那么我们这个王年安排才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为大家知道金文是当时一些时间概念的直接记录、第一手材料。如果这个材料和我们现在人为安排出来的年代发生矛盾，那么我们是要趋靠于金文的王年来作为校正的根据的。]

　　对得到的这样一个青铜器相对年代顺序的分期表，如果能找到其中的某些绝对的年代作为支点，就可以推算出一个完整的西周列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对中国青铜器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并结合近年来田野考古和天文学的新发现，进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找到了许多重要的绝对年代支点。

（片花）

　　《史记 晋世家》所记，周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即病逝，武王之子成王即位，其时，成王和弟弟叔虞还未成年。

[采访李伯谦先生：
　　据历史记载，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一起玩），叔虞大概是他最小的弟弟。那时他（成王）的年龄还很小，玩的时候就开玩笑，因为桐树上掉了一片叶子，他就把它捡起来，削成了一个尖尖的圭的形状。圭就是一种三角形的、长的、玉做的东西。他把桐叶削成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就（对叔虞）说：“把这个封你了，把你封到唐吧！”叔虞封唐，因为唐比较近。这本是开玩笑的，但在一旁的史官听见后马上记下来了。后来史官就对成王讲：“你应该兑现。”成王说：“我这是戏言，是和我弟弟玩时开玩笑的。”史官就说：“你是王，国君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你说了就该兑现。”因此后来成王就真正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到了唐。那么唐是在什么地方呢？按《史记》记载，唐是应该在现在的太原附近。]

　　“桐叶封晋”的典故有很大的故事成分，不过，西周时期的晋国的确是周王朝的一个镇守北方要地的重要的诸侯国。

　　“晋”就是现在山西省的简称。位于太原市郊的晋祠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最早是为了祭祀周成王之弟，第一代晋侯唐叔虞。但是晋祠所在的山西中部平原并不是晋国的始封之地。真正晋国的始封之地、晋侯家族的宫室、墓地究竟在山西的何处，是千百年来历史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队，在邹衡教授的带领下，根据古文献所载“晋邦之地”的描述，在山西南部的侯马地区进行勘察和试掘。

[采访邹衡教授：
　　我们是79年在这里调查确定了这个地方是大的遗址。当时在我的脑子里有这种希望，希望这就是首都，但没有这个把握。结果马上第二年就发掘，发掘时发现了不小的墓，是很大的墓。但没有晋侯。这样我们就向国家申请了经费，在那里盖了房子（工作站）住着。我一共在曲村待了16年，一直到前几年我才回来。开始发现的不是晋侯墓，而是整个晋侯遗址。大的遗址确定以后，信心越来越足，到后来就发现了晋侯墓。]

　　1992年在天马-曲村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墓葬区，巨大的殉马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铭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埋葬的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晋国”的多位晋侯和夫人。由此考古学家可以推断，晋侯的始封之地就在附近。只不过昔日赫赫的王都，如今已经埋在茫茫黄土之下。

[采访李伯谦教授：
　　到了92年以后，因为盗墓的关系，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大型的墓葬。从92年到95年我们经过发掘，发现有8组晋侯和他们的夫人的墓葬。当然这个墓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有继续工作。但是仅就我们这几年发现的，这8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上，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的可以对应起来。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既然晋侯的墓地在这个地方，当然他的国都也会在附近。因此根据晋侯墓地的发掘，我们可以完全肯定了天马-曲村遗址就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

　　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1994年，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采访上博马承源的先生：
　　苏钟里有多少年、几月、还有月相、干支，它有四种因素。在这四种因素之外，它还有下月的什么日子有干支。这个干支上面也有下面也有，干支是可以推算的。所以怎么推算干支和先王时代的年份，这是很有关系的。如果都有干支，这个干支可能有一些出入，它有几个干支在里面，那就非常可靠了。]

这套编钟刻有西周时期罕见的长篇铭文，共有355个字，连续凿刻在不同编钟上。铭文“唯王卅又三年，……”讲述了当年晋国的“苏”，跟随某位周王共同征战的一次经历。

　　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798年之间，与《史记 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献侯“籍”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相符和。编钟主人“苏”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苏钟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苏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33年，年轻的“苏”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 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根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是大乱，周厉王37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苏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8年。

　　1992年陕西出土的吴虎鼎，从类型上分析是周宣王时期的器物，其铭文上有：“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记载的是周宣王18年13月的一次祭祀活动。十三月就是闰月，查中国古代历表，周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确有闰月十三月。铭文从历法的角度提供了西周晚期王年的信息。

（片花）

　　1997年3月9日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可以观测到一次日全食。无数的专家和天文爱好者大多云集在中国东北小镇漠河，争相目睹这一天文奇观。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在距离漠河三千公里之遥的另一个边陲小城，中国新疆塔城，也在进行一项悄悄的观察。

　　塔城可能出现的天象使专家联想到有关西周中期懿王时期的一条文献记载。在流传至今的古籍《竹书纪年》中记有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一奇怪的天象记录，其它古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天再旦”究竟是何种天象，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引起中国天文学家的注意，“天再旦”可能是一次即将露出地平线的日全食现象。

　　“天再旦”现象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专门的课题。1997年3月9日的那次日全食为历史学家、天文学家研究“天再旦”现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1997年3月9日清晨，天文工作者在塔城一线组织多个观测点，最远处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

[采访西北大学周晓陆教授：
　　在8点多钟的时候，天已经渐渐亮了。这个时候从预报来说日食已经开始发生，但还没有进入日蚀。由于日食是月亮的影子不断侵入太阳，所以天亮的速度比平时要慢一些。因为我在新疆已经观察了两、三天，天亮速度显减慢。但天体本身还是在发亮的。在8点38分时，这时天已经明确感到变暗。8点39分到8点 40分之间，天上的星星突然出现了，海尔-波普彗星也出现了。这个现象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说原来有个天亮的过程，人感到反感时忽然看到星星又再次出现。到8点41、42分时，彗星和恒星再次隐退，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两分钟到两分半钟，也就是不到三分钟但超过一分钟这么一个范围。这个时候天就是一个持续发亮的过程。]

　　从塔城观察点留下的记录来看，在日食发生以前，天色已明；太阳即将露出地平线；日食发生以后，天色转黑；几分钟以后，日食结束，天色再次放明。利用照相机的光度测量装置得到了在塔城地区这次日食发生前后的光度变化曲线。在其它观测点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天再旦于郑”所指的“郑”，在西周的都城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一带。1997年11月，有关课题组专门对西周时的 郑”地作做进行地形地貌的考察，以和实际观测点塔城的地理环境进行类比。

　　实际观测验证了古人留下的“天再旦”记录应该是一次特殊的，发生在早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时的日全食。

[采访刘次沅：
　　我们对日出左右的日食做了一个理论分析，建立了整个的一套计算方法。而且这个方法我们通过1997年3月9日在新疆北部的一次日全食进行一次验证。当时我们布了一个网，在18个不同的地方有人在观测，得到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理论计算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算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40年（当然我们把这个范围重新扩大了一点），计算出来在我们中国产生的地再旦现象在地图上的分布。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唯一的一次可能就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这一次日环食。这一次在西周的首都附近郑这个地方可以达到0、95这个大食分的日食。它完全可以产生一次“天再旦”的现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现代天文学已使我们能够通过计算，得到上下几千年中任何一次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日、月食的精确时间和地点。经过计算发现，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在亚洲东部，可以见到一次日全食，如果在西安地区，也就是在当年西周的“郑”地一带观察，日食发生的时间也是在早晨，太阳还未露出地平线的时候。这是唯一一次满足“天再旦”条件的日全食。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西周青铜器师虎簋，从类型上分析是周懿王时期的青铜器。师虎簋上铸有一段铭文：“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其中有六月、既望、甲戌等表示月份、月相、干支等与日期有关的词语。按照西周历法和月相变化的规律，如果将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899年，当年六月的甲戌日是六月19日，月亮正处于“既望”的阶段，青铜器铭文记录的月相与实际月亮变化的规律相吻合。

　　“天再旦”课题的研究成果和青铜器铭文的相互印证，精确地将周懿王元年定位于公元前899年。

　　在西周王年的推定过程中，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学和天文月相分析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一共找出了七个绝对年代作为西周王年的支点。有关专家借助已经排列出的西周金文历谱表，由此得到一个迄今为止，最有科学根据，最接近事实的西周王年年表，

（片花）

六、尾声

　　从1996年开始，历经四年，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以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近百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年代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到了目前所能得到的最权威、最科学的结果，填补了中国早期历史年代的许多空白。

　　在原始人类走出非洲，散布于世界各地后，以金属使用、城市、礼制、文字等要素为特征的早期国家陆续出现，文明的火炬在西亚、北非、南亚和东亚相继点燃。

　　在东亚的中国，中华文明的火炬从遥远的过去一直燃烧到现在，不论是自然灾害、兵燹人祸，异族入侵、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中华文明，以其坚韧、博大和宽容，在不断吸收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延绵不断。

　　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中华文明由成熟走向繁盛的重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是深远的，由此向前，对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将是一个坚实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