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通知，是由毛泽东同志署名发出的。丹红纸发着深厚鲜明的光辉。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那通知带来的是喜悦、骄傲和光荣。
　　应邀参加的同志，到会的情况是异常踊跃的。毛泽东同志准时来了，和同志们挨个握手。也约略记得，对每个到会的，毛泽东同志都 有所询问或作简短的谈话。针对一个同志的特点说了什么有趣的话时，便引起邻座欢快的笑声。那谦逊和博大的气度，令人感到温暖而亲切。
　　毛泽东同志先讲的是“引言”。
　　严肃的论题，像促膝谈心那样从容。说服和感染的力量直透到听者的心里。特别是谈到“感情变化的经验”的时候，每个同志都觉得仿佛说的就是自己。“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学生出身的，有哪个没有过这种感情呢?“……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只有更严重罢了。听了那段话以后，把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几乎立刻成了每个到会同志的迫切的要求。
轮到大家发言，论点却相当庞杂。正确的意见而外，有谈文艺定义的，有谈“人性”和“爱”的，有谈“杂文时代”的。毛泽东同志都耐心地听着，虚怀地记着。有时和并座的朱德同志交换一两句话，听到哪里又有同志---无论是谁---发言，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过去，仿佛一个字都不让漏听了似的。会上有尖锐的批评，有原则的争论，也有个人的检讨。座谈俨然成为思想论争的课堂。我得到的印象是深刻的，受到的裨益是巨大的。
　　记得会场是在城北杨家岭办公厅，我那时的工作岗位在城南门外陕甘宁边区政府。三次座谈会，往返都要穿过延安古城，都要渡过清流活活的延河。和柯仲平与《流亡三部曲》的作者张寒晖等同志一道走着，往往忘记路途的远近，时间的早晚(散会多是夜深)。精神总是兴奋着，情感总是炽热着，仿佛真理在自己周身燃烧，闪烁的火花不断把自己的眼界扩大，认识提高。那教育铭刻在心里成了永远的记忆。
　　结论是在第三次座谈会上报告的。那次人多，天气也暖了。晚上，在院子里进行。说是院子，实际就是杨家岭的山谷。以煤气灯的光亮为中心，人们围得密密匝匝。离灯光远处，多少人也数不清，可以说是渺无涯际的人海。因为就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辉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那晚摆在毛泽东同志面前的记得只是一张极朴素的小桌子。虽有若干板凳，但更多的同志是以各种姿势站着，或就地坐着听讲，记笔记的。记得停在附近的一辆卡车上也坐满了人。坐在司机座旁位上的是徐老---徐特立同志。可惜那时照像不容易，更不要说拍电影，我们现在不能重温那诗样动人的不朽的场面。真希望那时参加座谈的画家同志能就当时情景：星空作天幕，雨山作屏壁，谷口是拱门，把那样开阔宏伟的课堂，和弥漫着崇高智慧的气氛，画出一幅写实的画来，留作长远的纪念。因为那次讲话的确是烁古灼今并必将传之永久的。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回答准确地指出了文艺的方向：“为人民，”“第一是为工农兵。”多少年的纷纭议论，多少文艺理论家的左右寻索，毛泽东同志几句话就指点明白了。像天空之有北斗星那样确定不移。而“为人民服务”一语，从那时便成了每个革命者生活的最基本的意义，解决了人们最正确的人生观的问题。
　　文艺要为人民，为工农兵，在“如何为法”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反复详尽地阐明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而普及与提高的“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是人民生活。---从那以后，每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或参加实际工作，我们经常回味、体验这些话的涵义。它们的运用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摘自：《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