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 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